抗拒非诗化与伪抒情新世纪中国诗坛的独特风景废名以为，“假设要做新诗，确定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而写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已往的诗文学，无论旧诗也好，词也好，乃是散文的内容，而其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我们只要有了这个诗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写我们的新诗，不受一切的束缚……我们写的是诗，我们用的文字是散文的文字，就是所谓自由诗。”[1]文字是散文的好理解，也就是不追求外在的格律或节奏。但毕竟什么样的内容才算诗的内容呢？是感悟，激情，还是哲思？或许不易讲领会。废名认为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就是采用“散文的文字”。问题是，对今人而言，这首诗的语言终究还是文言，何况句式整饬，也未见其散。我们不妨将其翻成大白话式的散文语言：“我往前看，没看到古代的贤君;我往后看，没望见当今的明主。我一想到天地是如此悠远，就伤感地直掉眼泪。”我们不禁要问，这还是诗吗？有一种观点认为，有些更加像诗的东西恰恰不是诗的，而另外有些散文化的东西恰恰是最好的诗，例如弗罗斯特的诗。其实，弗罗斯特的诗是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体验和民歌---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风味的外化，可能译本看着像散文，读英文原诗可是很有节奏感和音韵感的。说到诗的散文化，其实可以举惠特曼的例子，那么长的诗句，那么繁富的内容，但总体表达上的节奏感和民歌风味，使它识别于散文。试着吟咏一下惠特曼的英文原诗，可以察觉，英语与汉语的表达方式与节奏处理真是有很大识别。弗罗斯特与惠特曼的诗一翻译成汉语，韵味丢了大半，所以弗罗斯特说，诗就是“翻译中损失的东西”。但毋庸讳言的事实是，汉语新诗很大程度上是在翻译文学的滋养下萌芽和生长的。人们谈论荷马，谈论荷尔德林，谈论弗罗斯特，谈论惠特曼，听起来头头是道，但实际上都是对优质或劣质翻版的看法，离原诗还隔着一层。由于西文表达和汉语表达存在着巨大差异，西文原诗的节奏感和音韵感几乎不成能在译诗中表达出来，即使勉力为之，也有很大变形，这就导致了西文原诗在翻译中的散文化。而在不少以翻译文学为摹本的中国现代诗人眼里，散文化的表达俨然成了新诗识别于旧诗的根本特征。废名的说法就是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其实，一首好的汉语新诗很可能每一个句子都是散文化的，一个句子与另一个句子之间不确定押韵，讲究对仗、对称，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却务必是“诗的关系”（建基于内在节奏之上），而不能是散文式的;从内容上来看，那么务必具有深刻的“诗性聪慧”[2]，---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或者说是体验的深度。穆旦就是这方面的典范。穆旦是一个有着卡夫卡之魂的汉语新诗人，他排斥古典诗词，深受西方现代文学影响（如英国诗人拜伦、奥登），看法“中国诗的文艺复兴，要靠介绍外国诗”，并擅长以欧化句法呈现他那个时代的“丰富，和丰富底痛楚”（见其诗《启程》）。1975年9月19日，穆旦写给郭保卫一封信，谈及西方现代诗与传统旧诗，并随信附上《恢复作用》，信中说：“此诗是模仿外国现代派写成的，其中没有‘风花雪月，不用陈旧的形象或浪漫而模糊的意境来写它，而是用了‘非诗意的词句写成诗。这种诗的难处，就是它没有现成的材料使用，每一首诗的思想，都得要去现找一种形象来表达，这样表达出的思想，对比崭新而刺人……你务必……专心思量……。”确如穆旦本人所言，他写诗的过程，就是“专心思量”的过程。他是诗界的哲人，他的眼光貌似真有一种穿透力，既能感知情感现象背后最物质化的动态，又能上达超越神性的世界。他的哲理抒情、诗性悖论和有时阴郁甚至是阴暗的崇高，是他的诗歌世纪留给我们的宏伟遗产。当代诗坛，网络诗歌繁盛，几乎人人可以写诗，也导致诗作良莠不齐，诗艺和立意均展现了各种问题，非诗化、伪抒情泛滥。在此背景下，以澳门诗人为代表的一批粤港澳---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大湾区及其他省市诗人，从包括穆旦在内的古今中外的诗论里寻求理论支撑，提出了新性灵主义诗学，梦想能够为中国现代诗的下一个百年供给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