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现象之考察-----兼谈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警示意义摘要：回顾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本文考察了公共食堂的历史发展脉络，分析了公共食堂产生的主要原因，并对当前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了一些肤浅的建议。关键词：公共食堂、大跃进、农村余华的《活着》是一部描写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建国后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的优秀作品，其中关于大跃进时期农村大办公共食堂的情节可以说让每一个读者都为之动容，给我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这段历史，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历史，从中可以吸取很多方面的教训，对我国现行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还很有教育、警示意义。本文就是从这个目的出发的。一、公共食堂产生的主要历史背景：从1956年到1966年，是中国在曲折中前进的、以成就为主的十年。在经济建设上表现在曲折中前进，而在政治建设上则是一开始便发生了错误，在未纠正的同时反而愈演愈烈，最终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前提。大跃进时期的公共食堂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悲剧。二、公共食堂的历史发展脉络：考察公共食堂的历史发展脉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期的大力推崇，中期的原形毕露以及末期的逐渐消失，其中又经历了纠“左”和反“右”的激烈斗争，使得公共食堂在垂死挣扎中最后落下了帷幕。具体看来：在1958年5月，也就是在八大二次会议之前，仅仅在少数地方出现了简易食堂和随营食堂。八大二次会议确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块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总路线的指引下，农村的公共食堂开始迅速发展起来。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央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在人民公社的内部成立公共食堂。同年的9月1日和4日，社会媒体相继作出回应，支持公共食堂，《红旗》杂志发表了《迎接人民公社化高潮》，《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颂公共食堂。9月10月间，全国很快就形成了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农村食堂也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哄而起。10月25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还将办好公共食堂提高到巩固人民公社的“关键”的高度。农村公共食堂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事情并不会如想象中这样顺利，到了1958年冬天，粮食开始出现了短缺，形势急转直下，公共食堂的开设出现了危机，中央也作出了回应，从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觉察到了“左”的错误，并开始纠正这一错误，整顿了人民公社，也整顿了公共食堂，但是这种整顿的前提仍然是肯定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因素的萌芽，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整顿的效果可想而知。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并指出公共食堂要管理民主化。1959年5月，中央又提出“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和“口粮应该分配到户”等原则，并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对公共食堂进行了初步的整顿，主要是按照便于生产、便于社员生活的原则，调整了食堂的规模，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食堂；根据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采取了各种灵活的办法，尽量给社员吃饭以方；实行了粮食分配到户、个人自愿参加，口粮依人定量、结余全部归己的原则。这种整顿，使得公共食堂初办时的紧张关系有所缓解，混乱状态有所好转。管理民主化的公共食堂在这段时期应该是上了一个正常运转的轨道，然而在7、8月间举行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对公共食堂的存废问题提出了中肯的建议，认为“推出食堂和不搞社会主义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所以社会主义不一定要搞公共食堂，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1]。但是他们的宝贵意见并没有被毛泽东所采纳，反而被毛泽东斥责为“悲观主义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并指责去基层蹲点、亲自帮助农民拆锅拆灶并解散了四千多公共食堂的安徽省委书记、副省长张恺帆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蓄谋破坏无产阶级”[2]，自此，纠“左”开始转向反“右”，曾一度解散的公共食堂又相继恢复并加以推广。不仅如此，1960年3月18日中央的《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竟然要求全国雷厉风行地继续推广公共食堂，同年下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