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法学二十世纪的回顾.反思与展望（之—）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迅速的世纪，也是中国法制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纪。打破中国历史的传统分期，将近代、现代和当代连成一体，回顾百年来中国刑法学发展的坎坷历程，明晓二十世纪中国刑事法制建设和刑法学研究的利弊得失，将会进一步促进我国刑事立法和刑法学研究的独立、健康发展，迎来刑法学的真正繁荣。轻，故今日仁政之要务。”（注：《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三。）刑罚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国权，保护公安：国家惩罚犯罪人并非为了报复私仇，也不是严惩以戒后来。惩罚的程度应以“调剂个人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之平为准”，而不能苛暴残酷，为此必须废除体罚刑讯，重证据，改良监狱。这反映了他轻刑慎罚的刑法思想。居正对于清末的法理派和礼教派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大清新刑律》以及民国时期的第一次、第二次刑法修正案及其他刑事特别法草案，“或仍因袭前此的礼治，或者完全继受他国的法律，东抄西袭缺乏中心思想。”（注：居正：《为甚么要重建中华法系》，第54、55页。）对后期的国民党政府刑法，他持肯定态度。认为T这些法典的内---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容既不因袭古代陈规，亦非继受外国法系，而是秉承遗教，苦心经营创造的。即偶有撷取各国之长，亦必详为折衷，期于尽善。”对抗战以后的刑事立法，他认为国民政府于1945年完成的刑法修正案，由于主旨在于“斟酌删补”，因而更为“合理化、完整化。”他在肯定和称道民国时期刑事立法的同时，提出要在民国立法的基础上重建中华法系的主张。并且指出，重建中华法系，不仅是少数立法或司法者的任务，也是全国人民的任务。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生息于法律规范之内，而须受法律的保护和约束。要由过去的礼治进入现代的法治。由家族本位进入社会本位。建立什么样的法律体系呢？他说不是“提倡复古”，而是要以革命的立法，进取创造，为中华法系争取一个新的生命，开辟一个新纪元。他要建立的中华法系是主张法治，保护农工业发展，重视公共利益。以整个民族而非家族为本位，这是发展经济、提倡民权、实行平等的利国利民的正确主张。但他提倡的由礼治进入法治，不仅要肯定礼在今后社会中的作用，辅助法律治理社会，还要大力宣扬孙中山的“八德”和蒋介石的“四维”;既要有家庭本位进入社会本位，又要承认家族在今后法律中的地位。他是基于“法律也是应该有进化性的，不宜使之停滞不前”为出发点来建构法律体系的，其出发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其具体方案却难以行通。年到1958年的短短10年间，除翻译了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典外，仅翻译的苏联刑法著述就多达30部。主要有：《苏维埃刑法原理》、《苏维埃刑法总论》、《苏维埃刑法分则》、《苏维埃刑事立法史料汇编》、《苏维埃刑法中的犯罪概念》、《苏维埃刑法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保护》、《盗窃国家财产和盗窃公共财产的刑事责任》、《苏维埃刑法中错误的意义》、《审判■检察机关实践中的刑法总则问题》等，还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学著作，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危害公共安全罪》等。其中，苏联著名刑法学家、犯罪学家特拉伊宁的《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薛秉忠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一书的翻译出版，对中国刑法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建设的需要，出版了数百部有理论深度的学术专著；不仅为普及全民的刑法知识做了大量工作，而且就一些重大的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问题，如刑法基本原则、刑法适用、犯罪概念、犯罪构成、刑法因果关系、法人犯罪、共同犯罪、正当防卫、犯罪停顿形态、刑罚目的、刑法观、死刑、反革命罪、经济犯罪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刑法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开拓。近年来刑法学已不再局限于对刑法的注释性研究，也不完全是就刑法论刑法，一些学者已经致力于刑法哲学的研究，也已有学者把视野投向与刑法学研究密不可分的更为广阔的背景之内。储槐植先生的论文集《刑事一体化和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由犯罪学、刑法学和监狱学三部分组成，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刑事法学思想。他的关系分析方法拓展了理论刑法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