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7世纪耶稣会士在长崎与澳门之间的贸易活动顾卫民2012-07-2911:38:04来源：《史林》2011年1期内容提要：本文讨论了16－17世纪耶稣会士在参与长崎以及澳门之间的贸易活动的历史。当时耶稣会士从事贸易的货物主要包括铜、生丝以及黄金，所获得款项则用于资助其在远东，尤其是在日本的传教活动，因为来自欧洲的葡萄牙王室以及罗马教廷的资助不足以支持该会在东方的传教事业。本文在描述耶稣会士参与贸易的方式的同时，也探讨了耶稣会士内部对此事的不同看法以及与耶稣会同在远东传教的托钵僧会士（方济各会士以及多明我会士）对耶稣会士的抨击。他们之间的分歧既涉及到天主教信仰对金钱和贸易所持的立场，也涉及到不同修会之间在东亚的利益冲突。关键词：耶稣会士贸易长崎澳门作者简介：顾卫民，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暨哲学学院教授。一16世纪耶稣会士在日本和中国的传教活动是该会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全球性的传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耶稣会士沙勿略（FransicusXavier,1506－1552）于1547年抵达日本以后，该会在日本已经开始了极为成功的传教活动；①但那时进入中国大陆的耶稣会士的人数较少，时间也较晚，该会会士于1555年11月抵达澳门，直到1580年罗明坚（MichaelRuggieri）才抵达中国肇庆，②当时的澳门是日本、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传教基地，也是隶属于果阿的受葡萄牙保教权庇护的教省，它管理中国、摩鹿加群岛（Moluccas）以及其他东亚和南亚的传教事务，从1588年开始，日本在教会体制上来说隶属于它自己的府内（Funai）教区，但直到1596年才有第一名主教到来。根据耶稣会的组织章程，在1605年时，日本和中国是划归一个单独的教区的，但事实上自17世纪初开始，它们各自由副省会长管理，这两位副省会长则向远东视察员范礼安（AlexanderValignano,1539－1606）作报告，范礼安自1575至1606年一直负责远东耶稣会传教区的工作。1608年，罗马将日本副省升格为会省，但直到1611年才正式开始运作，中国则继续由副省会长管理，整个17世纪都是如此。澳门在17世纪初年时，常住的耶稣会士仅30名左右。③相比之下，耶稣会士在日本的传教活动成绩卓著，进展迅速。据统计，1580年，耶稣会在日本拥有150000信徒，共有200座教堂，85名传教士，其中20名日本籍修士，另外还有100名传道员。10年以后，则共有136名耶稣会士，传道员的人数增至170名，还有30名从事慈善服务的工作人员以及男仆，约有600名人员是完全需要耶稣会本身的基金来供养的。另外耶稣会士还需要维持日本长崎以及中国澳门等地的学校、教堂、修道院、印刷厂的费用。以日本的情况而言，尽管有些基督徒大明慷慨捐赠，甚至有些不信教的大名如细川忠兴（1563－1646）等人也会时而资助，但总体上来说，日本的信徒都很穷，许多人都是被反教大名赶出封邑的身无分文的寻求避难的流民，以教会所施的救济为生，因此整个耶稣会士在远东的传教事业在财政上捉襟见肘，亟需支援。据耶稣会远东视察员范礼安神父的估计，仅当时日本教会每年需要10000至12000克鲁扎多（Cruzados）的经费。这笔费用在当时的远东教会数目不小，但同比当时的欧洲，只不过是维持一所耶稣会学院的开销而已。④从理论上来说，整个耶稣乃至其他修会的传教经费应由罗马教廷、葡萄牙王室以及各自在欧洲的总会来负担，远东除马尼拉以外的传教区是在葡萄牙保教权（PortuguesePadroado）的庇护之下的，⑤但事实上这些财政经费的来源都有问题，有时甚至完全没有来源，这就需要在远东的耶稣会士自行筹措。而当时澳门和长崎之间的由葡萄牙人从事的贸易活动正好为耶稣会士寻求解决财政危机提供了契机。耶稣会士澳门和长崎之间的海上贸易是整个澳门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⑥有关这一题目已经有一些专文研究，本文试图从地理大发现时代更为广阔的背景以及该会内部以及其他修会之间对此事的不同态度加以讨论。根据英国历史学家博克塞（C.R.Boxer,1904－2000）的研究，16－17世纪耶稣会士的经济贸易绝不仅仅局限于亚洲，他们的经济活动是全世界性的，耶稣会士在巴西和安哥拉的传教事业部分地需要出售糖、奴隶及家畜的收入来维持，当地的耶稣会士拥有庄园、农场、土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