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范式的祛魅思辨与实证的融合共生摘要：实证研究与思辨研究是教育学研究中两大主要研究范式，但持不同范式的研究者会基于各自的立场过分推崇或拒斥某一研究范式。对思辨与实证两种研究范式的历史起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思路等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思辨研究“求善”、实证研究“求真”的核心目标差异导致了彼此的矛盾与冲突。但从科学研究程序和知识形成的条件来看，两者实则是融合的科学共生体，思辨研究为实证研究提供假设依据，实证研究帮助验证思辨研究所得观点，两者共同推动教育知识的形成和教育学科的发展。教育思辨研究者和实证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互动、相互了解以及各自研究范式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实证与思辨之间的协同发展，推动多元研究范式的重新返魅。关键词：教育研究范式，思辨研究，实证研究，教育研究，多元研究范式1968年，托马斯·库恩首次用“范式”这一概念来支撑其科学论。他认为，科学共同体所公认的共有信念即为范式，其在科学研究中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一套把握研究对象的方法信条和理论框架，规定并表征了一个学科的研究途径或发展方向[1]。陈向明教授在库恩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指出，范式是某一科学领域中学术共同体成员所应共同遵从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其包含学科中特定的符号概念、共同承诺的信念、共有的价值和范例。在教育研究中，那些被教育研究者所共同认可、信奉、遵从和传承的价值观念、方法信条及话语体系等共同构成了教育研究范式[2]。教育研究范式相较于具体的教育研究方法是一个上位概念，教育研究方法通常指在某一研究中所采用的程序、途径、手段或工具等[3]，而教育研究范式则主要包括研究者的研究信念、研究视角、研究目标、思维方式和习惯倾向等多重因子，研究方法是研究范式得以实践和完成的途径与手段，研究范式则决定了研究者对研究问题、研究路径及研究方法的选择，同时也会影响到研究者对研究结论的解释和使用倾向[4]。目前学术界对于教育研究范式的分类并未达成统一共识，有学者将其分为质性研究范式和量化研究范式[5]，也有学者将其分为科学研究范式和人文研究范式[6]，但是持实证和思辨两分研究范式的学者居多[7]。有研究对于中国知网核心期刊中有关教育研究范式的文章进行统计，发现在52篇相关文章中（截止到2019年9月），有12篇文章将教育研究范式分为实证研究范式和思辨研究范式，在所有分析的样本文章中所占比例最高[8]。鉴于此，本研究也取基于两分法的实证研究范式与思辨研究范式作为研究对象。一般来看，对于思辨研究范式和实证研究范式，不同的研究者会基于不同的立场推崇或拒斥某一研究范式，有的陷入纯粹思辨，有的热衷完全实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思辨研究范式和实证研究范式均引领过或正在引领教育研究的学术风向[9-10]，那种将单一研究范式奉为至高无上的、神圣的学术“卡里斯玛”并盲目追随的现象实则存在各种隐忧与危险，也会引起学术的焦虑与混沌。为此，我们有必要厘清教育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两种范式各自背后的精神、规范和价值观念等，进一步检视教育思辨研究范式与实证研究范式的关系，脱掉研究者所赋予它们的神秘外衣，不过多的争论孰是孰非，不去神话谁也不去弱化谁，进而摆脱固有的范式崇拜或偏见，使多元化的研究取向重新返魅。因而，本研究对教育实证和思辨两种研究范式的历史起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思路等进行分析，并基于两种研究范式各自的优势与不足以及彼此之间的依存关系进一步探究它们的矛盾与冲突、联系与融合，最后为促进两种研究范式之间的协同共生提供路径与建议。一、古希腊的“贵族”：思辨研究教育思辨研究范式一般表现为研究者超出教育现实经验的束缚，基于自身的理性认识能力、在个体教育哲学思想指导下依据一定的理论基础对教育命题进行逻辑推理分析，以此对教育问题或现象进行解释和评判，揭示教育的本质规律。教育思辨研究者认为，思辨研究中的观念即便没有对应的物理事实，但只要形成意义，就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11]。从历史起源来看，思辨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那时候人们普遍认为，知识来源于神的恩赐，人类只要正确地运用理性就可以获得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