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中的疏离：周立波小说创作对主流话语的一种姿态内容摘要：接受中的疏离是周立波小说创作对主流话语的一种姿态。它表现在塑造有缺点的先进分子或英雄人物，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极“左”做法的批评，民间话语的渗入和人性话语的彰显四方面。关键词：接受疏离主流话语民间话语人性话语周立波是一位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引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和战士，整体而言他的小说创作紧跟主流意识形态，配合当时的政治需要，是对主流话语的认同。不过，细读周立波的小说，又可发现其创作具有复杂性。由于主体意识的自觉，周立波的小说创作对主流话语呈现出接受中的疏离姿态，它表现在塑造有缺点的先进分子或英雄人物，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极“左”做法的批评，民间话语的渗入与人性话语的彰显四方面。一新中国成立后，描写先进分子或英雄人物新形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最根本的任务。所谓先进分子或英雄人物，按冯雪峰1953年7月的阐述，“是在生活的革命斗争中，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之下，迅速成长起来的完全新的人物。”[1]1953年9月，周扬在全国第二次文代会上作报告，关于先进分子或英雄人物的塑造，他明确指出：“作家为了要突出地表现英雄人物的光辉品质，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使他在作品中成为群众所向往的理想人物，这是可以的而且必要的。”[2]周立波在《铁水奔流》中塑造李大贵这一形象时，是将其作为“群众所向往的理想人物”来处理的，但并未有意识地忽略他的一些不重要的缺点。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中的先进分子代表，李大贵“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先进人物的典型”，[3]小说着力展现了李大贵的勇于斗争、忘我工作和不怕牺牲等高贵品质，同时也写出了他性格和思想上的缺点，如性子暴、脾气大、简单等。李大贵外号叫“大炮”，“象个直炮筒，一点就着”，[4]小说第十章写他和金超群发生口角，便是性格缺点的突出表现，结果导致一些言论对李大贵很不利，“在职工中间留下了深重的影响”。[5]小说还大胆写了李大贵的“婚外之爱”。已有妻儿的李大贵在党训班学习时，和女工范玉花发生了婚外恋，当时有读者对此产生了“这对李大贵形象是否有些歪曲”的疑问，[6]在回应这一批评时，周立波从个人的生活感受和体验出发，坚持认为：“人在生活中有恋爱，作品就该写。”[7]因此，《铁水奔流》在1952年2月完成后，历经1953、1954年修改，直到1955年出版，尽管前后修改了6遍，但在李大贵形象的塑造上，周立波始终坚持了自己的立场，这一点证实了他所言的“许多同志提了意见，有些是对的，有些我没有接受”。[8]同样的例子还有《山乡巨变》中缺点较多的共产党员副社长谢庆元的形象，小说下篇写了谢庆元作为副社长工作上不积极、有意见当面不提背后发瓮肚子气、乱发牢骚、下村本位主义、与反革命分子龚子元有牵扯，直到后来吃水莽藤自杀等，这与“表现共产党员作为先锋队的模范作用”有点距离，[9]面对当时有人的批评，周立波也认定自己没有错，强调说：“把先进人物写得十全十美，毫无缺点，是不现实的。要是那样，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就用不着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了。”[10]二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指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68页。）在该文中，毛泽东还强调：“在发展的问题上，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11]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上篇从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动笔，到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完成，小说的背景是1955年初冬，毛泽东的上述讲话精神在小说第十章李月辉和邓秀梅的对话中也有明确交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山乡巨变》不可能摆脱“左”倾思潮的束缚和影响，但相对而言作者还是比较冷静的，他在小说中一定程度上客观地展现了合作化后期“要求过急，工作过粗”的急躁冒进的“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