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法在中国的发展走向余敏友/刘衡2011-04-1216:04:14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705~722页作者简介：余敏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WTO学院院长，湖北武汉430072；刘衡，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博士生内容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以改革开放为界，国际法的发展历经“破旧立新求生存”和“改革开放谋发展”两个阶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与完善是前一阶段中国国际法发展的最大成就和贡献。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际法在理论研究、服务实践、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新世纪的中国国际法已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总体上，中国国际法与世界国际法的差距仍未缩小，不仅与中国和平发展对国际法的需要不相适应，而且对实践和谐世界的构想构成重大挑战。扎扎实实地推进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进程，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在中国法与国际法互动过程中推动国际法的中国化，使世界国际法真正体现世界各大文明精华并成为维护全球社会长治久安、公平正义、和谐发展的法律资源，是21世纪我国国际法领域有关各方和工作者应当承担的历史重任。关键词：中国国际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谐世界从鸦片战争算起，中国与国际法的真正接触已有170年。在近两个世纪中，中国国际法从零星翻译起步，仿日本、学欧美，至民国时期，已初步建立近代国际法体系[1](第492-495页)。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国际法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基于特定的国际背景与国家需要，新中国国际法呈现出与前一时期明显不同的特点。从建国至20世纪50年代中叶，中国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是全方位学习苏联时期[1](第495页)。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得国际法在中国除满足外交斗争的需要外，科学研究、教学与传播受到法律虚无主义的浩劫。伴随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新中国国际法迎来了---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第一个春天”。以改革开放为界，新中国国际法发展大体划为以下两个阶段[2](第133-139页)。一、1949-1978年：破旧立新求生存以周鲠生先生为代表的近现代中国国际法学界主力基本上留在了大陆，加上相继从海外归来的部分学者，包括杨浩龙、倪征、李浩培、王铁崖、赵理海和陈体强等人，成为新中国国际法最为宝贵的人力资源。他们既是新中国国际法学的奠基者、开拓者，又是新中国国际法实践的践行者、推动者。一般认为，对当时的国际体系而言，新生的社会主义大国是个反对者、挑战者、革命者，直到改革开放重新向世界打开大门。对当时的国际法体系来说，新中国国际法理论与实践自然亦不例外，这一时期被人称之为“体系外国家’’阶段[3](第33页)。(一)1949-1966年：“另起炉灶”与“一边倒”二战以后社会主义集团和西方之间紧张的意识形态与军事对立，基于此种现实，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三方针”是“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4](第405页)；加上“彻底废除伪法统”，这四项原则对新中国初期的国际法发展有重大影响，决定了新中国国际法发展的方向[5](第188页)。“另起炉灶”使新中国“脱离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法律体系”，“中断了移植西方国际法的进程”；而“一边倒”则让新中国“步入了移植苏联国际法的道路”[6](第89页)。新中国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进入了全方位学习苏联的阶段[7](第515页)。首先，中国认同苏联创立的以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国际法的学说作为参与外交活动和从事国际法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其次，中国在理论研究上也全面移植了苏联国际法的研究成果；在国际法教育方面，基本上也是苏联国际法教科书的一统天下[6](第89-94页)。在实践中，第一，只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国家签订双边或多边条约；第二，只参---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加由社会主义国家主导或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要成员的国际组织；第三，只参加由社会主义国家组织或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和国际交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