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没有广东模式有生命力重庆模式短期占优势“广东模式”更具生命力作者：曾实：联合早报日期：2011-6-6本站发布时间：2011-6-70:05:40阅读量：3609次2009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庆模式”首度被提出，解读这一模式，并将之与广东等模式进行对比，是近年来中国学界讨论热点之一。对此，本报专访了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肖滨教授。肖滨长期在广东从事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祖籍四川的他，有着广东与四川两地的生活经历与观察视角。2008年，他主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托下的广东政治发展30年研究项目，完成《为中国政治转型探路》一书。重庆模式：着眼体系的维系与巩固“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均可视为中国模式下的典型范本，短期内，基于各种原因与气候，“重庆模式”可能在中国大陆占据某种优势，但长远来说，中国政治学者肖滨认为“广东模式”将更具有生命力。概括言之，重庆模式重视“对体系的维系与巩固”，广东模式则“强调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在评价两个模式时，长期在广东任教与做研究的肖滨，显然更倾向于“广东模式”。近年来，相对于西方模式，中国模式的概念开始被提出，但学界对是否存在这一模式向来存在争议。肖滨认为，如果借用丁学良教授关于“中国模式”的一些说法，“中国模式”当中必然包含六项基本元素，首先是列宁式政党、军队、国家政权，这三者共为威权的权力架构，此外，还包括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支撑政党国家的意识形态、受控制的市场经济，这六项元素缺一不可，在“中国模式”的框架下扮演重要角色。“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其实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两种模式中，以上六项元素无一例外都具备。在政党国家体系内部，两种模式没有根本性的矛盾，并未超出中国模式的框架。”但另一方面，两种模式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与特点。肖滨指出，在经济领域，重庆与广东都重视经济发展，也关注民生问题，但前者突出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后者则更重视经济发展中的市场机制。他指出，重庆的经济发展中有鲜明的民生导向，如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提出建设“五个重庆”（宜居、平安、森林、健康、畅通），同样，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的“建设幸福广东”，也体现出对民生的重视，“不过，广东和重庆还是有区别，广东更看重市场机制，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市场机制的作用也更突出。”在涉及意识形态的价值领域和舆论空间，肖滨表示广东一直尝试在体制和价值中增添法治民主、公民权利等新元素，当局也确有一些具体工作，包括广州近年推进依法治市，实已产生一定效果。另外，在全国各地的媒体中，广东媒体的表现有目共睹，最能体现开放、理性、宽容、竞争与批评的态势。重庆则强调价值重建中的红色话语，试图以“唱红歌”之类的活动来重建民众的价值观。对此，肖滨认为，红歌本身有时代的土壤环境，而且并不孤立，它与狂热革命年代的红色标语、红色口号等连为一体，构成一套具有历史印迹和时代特征的红色话语。他指出，在过去的革命年代里，“红歌的精神基调是革命与造反，哲学基础是斗争哲学，价值内涵是阶级斗争”，这与今日市场经济要求的法治秩序、权利平等、有序参与、协商妥协、竞争共赢不一致，“两者之间互为紧张与对立”。肖滨也指出，重庆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在社会控制中主动出击，集中体现在重庆近年的强势“打黑除恶”。而广东模式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体系机制的不断改革，一直在为中国的城市治理与改革开放提供具有创新意义的选项。在广东历任的省委书记里，大多视改革为己任，从早期的习仲勋、任仲夷，到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不仅改革风气一脉相承，而且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让体制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包括最近汪洋强调要加强法治建设，努力把人情社会变成法治社会，就是坚持这一改革取向的印证”。肖滨强调，广东近年在不同层面的改革值得关注，包括广州政府的预算公开化、顺德的“党政联动”大部制改革、河源与惠州的网络问政、深圳党内民主的试点以及广东各地推行社会管理中的多元共治等，都是广东近十年政治行政层面改革的亮点，“广东这些试点可能会连成线，最后连成面，为中国政治改革探路”。他总结说，在政党国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