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理论谈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一、战争理论的源流中国古代的战争理论起源很早。春秋时期的“兵圣”孙武在他的《孙子兵法》中开宗明义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虽然没有系统地论述战争的本源问题，但作为中国古代第一本具有重大影响的军事作品，《孙子兵法》中的诸多观点今天依然不能忽视。除了《孙子兵法》中的论述，战国时期纵横家托名苏秦提出“文不能治，以战续之”的论断，认为战争是对于“文治”，也就是对于政治的一种补充手段，当“文治”不能奏效之时，战争便出来充当其后的补充以“续之”。古代西方的战争理论主要侧重于正义战争，正义战争的概念多少被认为是含糊其辞的这不仅因为战争本身的内涵相当复杂，而且在于正义一词至少包含了政治、法律、伦理的三层含义。比较初始的理论认为战争起源与人们的本性，而人的本性中包含贪婪、好斗的攻击本能。这样的本能可能引发非正义的战争。所以也许正因如此西方才会如此强调正义战争的重要性，以此来遏制非正义战争的爆发，强调战争的道德伦理以及法理价值。“西方正义战争理论虽然起源于中世纪教会时期，但其基本要素和源流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在很大程度上，西方正义战争理论有着浓重的斯多葛学理色彩，即以自然理性作为核心理念的哲学传统和众人皆兄弟的普世主义思想精神。因而，这一理论包含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一系列西方文明史上早期思想家关于国家、正义和法的基本理念，而正是这些理念构成了正义战争理论的基本态度和立场，即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而秩序、公益、善意和人类正义永远是高于战争的一种必要性”。这里提到了一个战争的目的问题。诚然千百年来各式各样的战争在世界各地打响，目的各不相同：有的为了争夺土地有的为了捍卫国家；有的为了个人私欲如赢得美人心，有的则是为了民族大义……战争的本源是否存在与战争的目的里呢？这是否是判断战争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一种标准呢？到了近代，战争理论有所发展。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他的名著《战争论》中提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里我们看到战争已经同政治发生了联系，我们不禁想到这和春秋时期中国纵横家提出的“文不能治，以战续之”有异曲同工之妙。两种观点都认为战争是政治的一部分，那么这时候战争的目的应该可以比较明晰了，那就是与政治的目的相一致。因为按照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它们二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整体，既然存在这样的联系，二者应该由相同的目的支配。那么战争的正义性或者非正义性是否可以转而由政治目的的正当性与非正当性来判断呢？后来的西方社会不断涌现各种战争理论，此起彼伏，相互对抗，形成了四次规模较大的“辩论”。首先出现的是一战后提出用道德准则、国际规范和以国际联盟为首的国际组织缔造新型的国际社会的理想主义学派。但随后更大规模的二战爆发，使理想主义者的幻想破灭。之后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第一次辩论。现实主义者认为主权国家对于强权和利益的追逐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现实，并以此抨击理想主义的“国际道德论”“利益和谐论”以及“主权有限论”。现实主义最终赢得了此次辩论的胜利。到了60年代，一场围绕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论的讨论展开。这次辩论并不涉及国际关系的本体论问题，因此现实主义的根本主张并未动摇，反而通过对于科学方法的吸收，发展了自身的理论内涵。随着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大变化，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场由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参与的辩论。目前正在进行的第四次辩论是更具有包容力的新流派“反思主义”，意在推翻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共同拥有的理性主义假设。在近些时候出现的一种观点认为：战争对于人类有天然的吸引力，因为人对战争存在四个动机：1.替代性攻击；2.自我怀疑和自我仇恨的投射；3.生活中缺乏意义和目的；4.群体归属感的需求。作者将战争归因于人性的天然缺陷：人有自我独立和群体融入的需要，否则人们就可能感到焦虑不安。他还将战争爆发的前兆描述为：人们对于战争的认知从感知层面――即客观认识战争的各方和目前形势，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