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理论的世纪转折与建构【摘要】在上一个世纪之交(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理论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折,这种转折决定了中国20世纪文论的基本样态与格局,使中国文学理论走上了“以西释中”、“以西套中”,甚至“以西代中”之路。这种状态几乎持续了近百年。然而,在这一个世纪之交(20世纪至21世纪),对“以西代中”的反思与检讨,则预示着中国文学理论似乎又在开启着另一个转折点,即在融会中西文论的过程中,以我为主地重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这个转折已经初露端倪,它将何去何从,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关键词】中国文学理论转折建构失语症文论话语在上一个世纪之交(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折,这种“大河改道”式的转折,决定了中国20世纪文论的基本样态与格局,这种状态几乎持续了近百年。然而,在这一个世纪之交(20世纪至21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似乎又在开启着另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甚至已经初露端倪,它将何去何从,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本文拟通过这两次转折的对比,从经验与教训中来思考中国文学理论的转折与建构。一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在的强大冲击之下,开始了“大河改道”式的巨大转折。这次转折的基本特征是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中“别求新声于异邦”,是真心虔诚地向西方学习,是“拿来主义”。于是乎,西方的文学理论开始被大规模引进,在短短一二十年间,中国文学理论几乎是“换了一个人间”。传统中国文论从主流位置退却下来,西方文论大行其道。由于这一次“拿来”是整个文论话语、知识谱系的整体切换,“拿来主义”本来的好意因而走了样,拿来的东西淹没了自己,结果“拿来主义”变了味,基本上蜕变为“取代主义”或“套用主义”。在西方文论的巨大冲击下,中国文学理论完成了世纪之交的巨大转折,走向了“以西代中”,即以西方文论取代中国固有传统文论的百年历程。本来,这一转折之初有着多种可能和选择,至少有两种较为明显的走向:其一是以西方文论来充实中国传统文论,使之在融会中西的过程中实现现代转型和产生质的飞跃,在这一历史的“通变”中迈上一个新台阶;其二是以西方文论来取代中国传统文论,全盘西方化,用西方“科学”而“系统”的文学理论,来重新阐释中国文学,并现实创作,使中国文学理论在西化过程中实现现代转化。这两种走向,在世纪之交的大转折之时都是存在着的。在一些著名学者和文化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青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运用传统的话说方式,论述了西方“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及其精神。该文以“神思”论文学,以文言作表述。这是一篇典型的以中国话语方式来言说西方文艺精神的论文,成为鲁迅文艺论著的代表之作。---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运用中国传统的诗话词话的言说方式,融入了西方文论概念,如“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宏壮”、“优美”等范畴。这种以中国文论话语言说方式写就的《人间词话》,获得了巨大的理论成功。薄薄一本《人间词话》,成为中国近理论的典范之著,在20世纪海内外学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以中国传统文论话语方式融会西方文论的学术路径,即便在西方文论全面登陆中国之后,也仍然有着极少数的成功个案,顽强地生存着。在著名学人中,除鲁迅、王国维外,尚有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等人也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采用了中国文论话语的言说方式。尤其是钱钟书的《谈艺录》、《管锥编》,更是以传统话语方式谈艺说文。《谈艺录》连书名都与明人徐祯卿的《谈艺录》相同,完全是传统诗话词话的言说方式。《管锥编》则是用中国传统注疏、传、笺的言说方式,甚至坚持用文言文表述,融古今中外的大量为一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过,这种坚持中国传统话语的学术论著,在20世纪浩如烟海的中国文论及学术著作中,不过是凤毛麟角,几乎成了特例。大量的文论及学术论著,并不是王国维、钱钟书式的“以中融西”,而是“以西释中”,甚至“以西代中”。这种情况甚至同时出现在王国维、朱光潜等著名学者身上。这种现象是意味深长的。王国维既是“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