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意识形态与中国传媒一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对于中国来讲，称得上是一个大变局的时代。一切的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以至于有人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然而，对于“变化”的认识，最初却有所不同。人们往往以为，这所谓的变化，一言以蔽之，就是：社会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的转型。最早的借助“让权放利”的推动改革，以及随后的对于“增长”（甚至是“无发展的增长”）的强调，都是如此。只是随着认识的逐步深入，人们才日益发现：中国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生产力的相对落后，而且还是社会制度的相对不健全和意识形态的相对滞后。因此，中国所出现的转型，就并非社会制度的转型，而是社会结构的转型。理应引起关注的，也并非“增长”，而是“发展”。新意识形态的问题因此而应运诞生。与常见的“非”意识形态化与“弱”意识形态化不同，“新”意识形态是社会结构的转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保持与重建社会的凝聚力，如何保持和重建社会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就是它的努力之所在。我们知道，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是意识形态的一个棱镜。而“旧”意识形态与“新”意识形态的分野，也就在从“阶级利益”向“共同利益”的转型之间。长期以来，中国以意识形态立国，意识形态在社会的凝聚力与社会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方面起着根本的作用。但是事实上意识形态又是中国的“阿里斯之踵”，是最为薄弱的环节所在。按照宗教意识形态、主义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分野，中国的意识形态，显然没有神圣宗教的痕迹，是“主义”与“国家”的混合，可以称之为党-国意识形态。党-国意识形态瞩目的是“阶级利益”，它往往把国家的本质界定在阶级本质方面，从阶级性、历史性来为意识形态定性，不惜以“阶级”去重新书写历史。“国”是“党”的影子，“国”甚至被当作“党”的私有财产来使用（所谓“江山”布哈林说苏联经历了母权制-父权制-书记制，也是这个意思）。借鉴林兹（Linz）关于“极权”与“威权”的理论模型，我们可以称---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之为一种“极权”型的“旧”意识形态。从上个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开始，这一“极权”型的“旧”意识形态开始了艰难的“去政治化”的“绥靖”历程。它将“主义”一点点地从“国家”中剥离出去，并且为之注入“改革”、“开放”、“发展”、“法治”、“民主”、“自由”、“科学”、“现代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内涵，逐渐变党-国意识形态为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瞩目的是“共同利益”，它从理论基础、现实基础的角度为意识形态定性，因此转而从国家的社会公共职能方面去揭示国家的本质，强调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强调从“阶级利益”走向“共同利益”，强调国家超脱于所有阶级之上，具备了一种共同的公共性。这是社会、国家向意识形态提出的客观要求，是社会之为社会、国家之为国家的新的合法性的基础，显然，也是“新”意识形态得以存在的根本条件[1]。仍旧借鉴林兹（Linz）关于“极权”与“威权”的理论模型，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威权”型的“新”意识形态。而这就已经不难使得我们窥见中国传媒的意识形态叙事的隐秘逻辑。从“极权”型的“旧”意识形态到“威权”型的“新”意识形态，意味着从强制、灌输、控制到同意、咨询、召唤，从“洗脑”到“公关”。这就是说，“新”意识形态存在于对个体的咨唤之中（个体因此而“自由地同意”成为主体）。而这，也恰恰是传媒之为传媒的根本存在方式。区别于传统的宣传，传媒之为传媒，它的最为根本的特征，就是“真实”地想象某种关系，再将其在传媒中塑造出来，使得它通过传媒而成为某种被“篡改”了的现实，进而重构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2]在此意义上，不难看到，借助于新意识形态的“看不见的手”，中国传媒正在日益成为新意识形态的平台，日益从权力的媒介走向媒介的权力。它并不建构现实，也不反映现实，而是虚构现实、想象现实，并且在此基础上重新定义现实，将现实不断生产出来。也因此，尽管透过中国传媒你可以看到不同面孔的现实，诸如被拒绝“西化”的精神力比多想象投射的精神乌托邦、屹立东方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