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素子：户口的故事作者：周素子：博客网日期：2007-3-10本站发布时间：2007-3-109:24:56阅读量：657次（一）在神州大地，始自五十年代的户口制度，决定一个人的一生。你若是城镇户口，你就是人上人，你不用种地，你可以吃商品粮，你就有机会获得工作，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哪怕是个痴呆儿，也可以娶到农村的美女。若是不幸生于农村，身为农民，尤其是僻远穷苦的农村，就注定一辈子劳作，自生自灭，伴随着愚昧无知。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下乡务农取消城镇户口迁入农村是令人畏惧的惩罚方法。人们为了进城，演出了许许多多悲壮的故事。我出生在地主家庭，自五七年反右以来，我自身的遭遇，徘徊在城乡之间，现在也只能约略的写下其中的煎熬。自一九五七年身为学生的我被打成右派后，在福州近郊宦溪、连江等地，立即开始繁重的林场劳动，但尚是城市户口，尚未发生质的变化。到了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当时我们所居住的兰州市，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以强制手段统统“扫”入农村！是年春，陈朗已押往青海红古农场，我和孩子的户口，则将从兰州市落到了陕西富平农村，成为只有从事田间劳动才能获取口粮或是即使劳动也得不到口粮的农民。城市的居民户口归公安系统管辖，粮食关系则归粮食部门管辖。下乡时则两者都要迁出，粮食是命根子。我在兰州办理下乡手续时，比别人幸运得多的是，得以保留粮食关系未动，可以领取粮票，有一年多的时间，尚没有为买粮食发愁。当时的兰州因下放市民到农村，在各街道办事处临时设立了专门办事机构，迁出户口、粮食关系后，才能到办事处领取一张证书，以作根据，这张证书是身份来历的证明，至关重要。我们这个街道办事处的专门办事员，是一个廿多岁的来自浙江绍兴的女士。她和我同住一条街，在文革前，不知是谁介绍，她来找过我，让我为她的女孩的那些小衣、小帽上绣些花。因她听别人说，我会不经描图而随意刺绣。我就为她带来的孩子衣帽上绣了些图案，她非常满意，为此来过我家二、三次，算是老相识了。她是个共青团员，此时成了专司户口、粮食关系的专职人员，与我当时的处境更是天壤之别。想不到她竟照顾我，主动给我保留粮食关系，让我托人每月仍能领取粮票，让我在真正获得安定后，再迁出不迟，解除了后顾之忧。我到了富平农村，缺水少粮，最低的温饱水平也难达到，孩子们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我还想挣扎一下，想用微弱的力量改变一下现状。我又带了孩子长途跋涉回杭州。离开富平经过西安，那天下雨雪，孩子们的鞋都湿透了。在西安等待转乘火车，为节省钱在一个小客店的楼梯下住了一夜，次日在火车上，我将随带的唯一一条肮脏的棉被包裹着两个孩子大幼和二幼，将她们绑在行李架上，把她们的湿鞋送到锅炉房去烘干，差点被工人扔出窗外。在上海下车时，孩子都已感冒咳嗽了。千辛万苦回到杭州郊区，住在二姐的土墙茅舍里，顽强的想寻求生路。我的二姐原是教师，文静内向，体弱多愁，五七年亦被打成右派，说她隐瞒三青团员区分队长的身份，从严处理，开除公职，下放农村。她无力打柴挑水，嫁给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文革初期，不堪肉体折磨，此时已患有严重的精神病，无力医治，复发频仍。我住她家的时候，由我照顾她，以便让务农的姐夫，白天能够出工劳动。我和三个孩子（三幼此前已寄养在二姐家）的户口在杭郊农村是很难报上的即使想做杭郊的一个农民也是不可求的。农村的粮食，上交公粮后，留下的限人口分配，人多了就少吃一口，何况是外来的缺乏劳动力的妇女儿童，又是政治罪人。报不上户口，即使在那方土地上，想自由行走也不容易。文革以来，阶级斗争意识更加加强，升级到草木皆兵。像我这样的身份，住在同是右派的二姐家，自然是众矢之的、斗争的对象。每逢“五一”、“十一”等节日前夕，当地派出所、公社，都要将外来的“盲流”及可疑份子抓起来实行关押审查。一九七零年“五一”前夕，我在二姐乡间以“无户口”、“盲流”罪，第一次被关押。对被关押我没有畏惧，但是我心痛二姐因此所受的刺激，她踉跄跟随簇拥我的人群，一路呼唤我，我心如刀绞。我们被关在当地龙坞中学礼堂里，竟有二、三十人，都是些外地来的漆匠、弹棉花匠等手艺人。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