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的工业长子”的男性气质男性工人作为执政党的阶级基础和长子身份，被要求履行儿子的政治义务和伦理责任，换言之，“父父子子”的秩序和伦理在“共和国工业长子”的称谓中继承下来。摘要：我国工人阶级在三十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除了少量对女职工、打工妹的研究外，很少有学者将男性工人当作有性别的人来研究。而且，将单位制作为具有亚文化特点的生产生活共同体来进行的研究也不多见，所以本文将主要通过对相关记录片和访谈录研究被称为“共和国工业长子”的大型国有企业男性工人的男性气质是如何形成的，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政权、阶级、性别、单位制、代际关系等是如何交织互动的。除英国、智利外，文章与捷克、立陶苑等从原苏联共产主义体制独立出来的失业工人进行了比较研究。作者：王向贤，博士，副教授，天津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一、前言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工人阶级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对政权基础、分层结构和数以亿计的个人与家庭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成为我国社会学界的关键研究议题之一，众多学者从社会分层、组织管理方式、社会分配、主体性、政权、全球化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研究(Walder，1986;冯同庆等，1993;李强，1993;常凯等，1995;吴清军，2006;于建嵘，2006;佟新，2006;沈原，2006，2007)。其中，尽管性别(gender)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在英语世界中就和阶级、种族组成学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三驾马车，但在我国社会学界，从性别角度对工人阶级和正在由农民向工人转化的农民工庞大群体进行的研究寥寥无几，而且有性别研究=女性研究的倾向，如金一虹(2005)、潘毅(2005)对打工妹群体的研究，佟新(2003)、谭深(2004)对中国产业结构转换中的女工及其健康的研究，都是集中于女性。但实际上，男性同样作为有性别的人，男性研究(Men’s/MasculinityStudies)对我国当下正在发生的工人阶级再造有着巨大意义。男性研究出现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既是性别研究的一部分，也是传统上更关注女性的性别研究的学术回应。尽管产生时间相当晚近，但发展非常迅猛，正如Newton(1998，p547)所说，男性研究“这块曾是人迹罕至的边陲现已变成了熙熙攘攘的淘金之地”(thatuntraversedfrontierhasbecomegoldrushterritory)，其研究主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上至国际政治和抽象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下至寻常生活中的自我认同、衣食住行与亲密关系，都产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下面简要介绍两方面的国外研究，作为本文的思考起点。(1)在传统性别制度中，男性赚钱养家被视为是男性获取合格男人资格的核心[1](WillotSara&GriffinChristine，1996;Fuller，2003)，那么，当大量工人阶级男性因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失去工作，尤其是处于长期失业中，他们的男性气质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显然，许多男性会感受到工人群体的无力、绝望、羞耻和被阉割(Groes-Green，2009)，或Klubock,ThomasMiller(1996)所说的阶级创伤(classtrauma)。尤其对理解中国当下正在发生的工人阶级再造有启发的是，Oates-Indruchova(2006)和Tereskinas(2009)研究了从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独立出来的捷克和立陶苑工人阶级，发现，在原先的共产主义文化中，男性气质的界定依据是工作、纪律和英雄主义，但随着苏联统治的瓦解、工业和社会的巨大变迁，还有经济危机，基于工人阶级的男性气质正在一步步地边缘化，男性工人阶级失去了昔日的光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已变得非常被动，无望。不少工人阶级中年男性通过酗酒这种自我损毁的方式来应对男性气质危机，但一些年轻的无产阶级男性做出了其它调整。如，Groes-Green(2009)在莫桑比克的研究发现，当许多年轻男性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影响失去工作后，相应地他们的男性气概标准由基于经济权力和社会地位调整为相对于女性的身体权力，包括能力和体力(如性表现、身体力量、外貌等);他们中的有些人通过向女性施加暴力来寻找平衡，有些则通过为女友提供性满足、扮演温柔爱人来重构非暴力性的男性气质和权威。那么，在男性气质的再构中，是否可以索性放弃男性必须是养家人的传统角色呢?Willot&Griffin(1996)发现，尽管会导致自尊受损并有被阉割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