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技与伦理关系研究科技伦理有两个基本面向: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和处理科技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科技,依西方的话语,首先处理的是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在中国传统社会,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导性理念就是“天人合一”。这里的“天”就是指人格化的自然。将“天”人格化,就是将“自然”主体化,人与自然同为主体,因而中国古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是很容易理解的。具体到科技上,人类要利用和改造自然,但同时要敬畏自然,与自然保持和谐相融关系,不能涸泽而渔。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在传统社会,至少在中国传统社会,科技是内嵌入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的。这有两层基本含义:一是科技于生产、生活的实践,并服务于人们的生产生活;二是科技是被社会所规制的,脱离了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约束的科技,会受到社会的谴责或抵制。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一方面有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等重大科技成果,这些重大发明都于社会生产生活;另一方面,中国古人又对“奇技淫巧”颇有微词,并给予抵制。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拿“奇技淫巧”说作为指责中国古人不重视科技和创新的证据,但“奇技淫巧”说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社会的一种保护,亦或是一种古代的科技伦理理念。因为,“奇技淫巧”本意是指过于奇巧而无益的技艺与制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雕虫小技,或者华而不实的技艺。这些技巧不但无益于人们现实的生产生活,还会影响社会风气,使世风浇漓。所以,四大发明说明了中国古人是有科技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而“奇技淫巧”说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中国古代的科技伦理,又对科技设置了规范,这个规范就是:欢迎真正有益于生产生活的科技,反对华而不实却败坏社会风气的“奇技淫巧”。中国古人对科技的理解是有价值取向的,现代科技一直以价值中立作为其价值取向,认为科学技术只有真假之别,没有善恶之分,没有国界。这种价值中立的取向成为了现代科技的外衣,现代科技也借着这外衣不受阻碍地无限扩张,肆意渗透,在全世界、各领域所向披靡,在带给人类社会生产力提升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科技伦理问题。而中国古人在很早就认识到了科技的价值取向问题,知道并非所有的科技对人类社会都是有益的,像“奇技淫巧”这样的“科技”就应该被规制。科技与伦理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社会并没有被问题化,或者说科技与伦理在中国古代社会有着较为良好的互动。科技伦理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科技和自然的关系,或者科技和社会的关系处于一个不够和谐的状态。具体而言,就是科技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导致自然生态破坏;科技独立于社会生活,并反过来宰制了社会,破坏了社会和谐,冲击了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底线。科技伦理问题是在人类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进入近代以后逐渐产生的。科技伦理问题的产生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科技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独立领域,从社会其他领域中分离出来并反过来宰制了社会。但是,自从近代社会自然科学开始成为一个科学门类并得以学科化后,科技就开始走上了独立化的道路,科技开始有了自身的知识系统和逻辑体系,这些知识系统和逻辑体系不再必然依赖社会的生产生活实践,也并不必然要回应社会生产生活的关切。科技获得了自性,正如基思•特斯特所言:“技术已经成为自我合法化的叙事……技术成了一种自我指涉的循环话语,无论外部争论如何,延续故我。”[1](P109-110)基思•特斯特认为:“在现代人类居所的虚构中扮演了如此关键角色的技术,已经成了次生的自然狡计。它已经变成自在的某种物化。”[1](P111)科技变成了自我指涉的自在物后,反过来开始统治自然和人类社会,无底线地挑战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例如核武器、克隆技术、转基因技术、智能机器人技术等。潘建红教授的大作《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论》就是在这样一种现代科技威胁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的时代背景下出炉的。该著直面科技与伦理关系的尴尬现实,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为导引,提出构建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关系的新命题,剖析当前建构科技与伦理互动关系的现实障碍,系统化地建构了现代科技与伦理互动的理路。该著是一部重构现代科技与伦理关系的集大成之作。科技与伦理在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成为问题,并不等于我们对科技与伦理的关系有着明确的、强烈的问题意识。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