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闻鼓”制：宋朝的百姓、官员如何向皇帝上访？声闻天阙——击鼓鸣冤文/梁志宾九重赤涂高如天，四海黔首纷於蝝。众屧望天若无路，区区有意常能宣。乃知听卑四聪达，万里呻笑如邮传。朝阳门外登闻鼓，鼓下章飞如急雨。——毛滂《登闻鼓诗》节选宋太祖年间，开封某市民跑到宣德门的登闻鼓院，猛敲大鼓。鼓声骤响，惊动了圣上。据该市民自供，他走失了一头猪，请皇上帮忙找寻。宋太祖甚感宽慰，给宰相赵普下了一道手诏：“今日有人声登闻来问朕觅亡猪，朕又何尝见他猪耶？然与卿共喜者，知天下无冤民。”宋太祖的断言似乎过于乐观了，但宋代确实是一个比较开明和宽厚的王朝。开封平民有困难，不仅可以找包大人，还可以找皇上解决。在电视剧《包青天》里，开封府衙门口放着一面大鼓，供老百姓鸣冤之用，这背景正源于宋代的“登闻鼓”制。然而，登闻鼓并非为宋首创。相传，先秦时已设专供黎民向国君申冤与建言的路鼓和肺石。《晋书•帝纪》始有登闻鼓的记录：“西平人伐登闻鼓，言多妖谤，有司奏弃市。”隋唐的登闻鼓制渐臻完善。宋初，朝廷始置司管登闻鼓、隶属谏院的专职衙署“登闻鼓院”，“鼓在宣德门南街西廊”“院在门西之北廊”，当事者可先去击鼓，会有本部的官吏来接访，再将他们的词状转呈皇帝。登闻鼓院向朝野士民开放，击鼓者不受身份所限，“凡言朝政得失、公私利害、军期机密、陈乞恩赏、理雪冤滥，及奇方异术、改换文资、改正过名，无例通进者”，均许到本院陈情。荣退的武将高化才向宋仁宗抱怨：“毎进文字，须诣登闻鼓院，与农民等。”老将虽感有失尊贵，但他与农夫同于登闻鼓排队击鼓，正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体现。大宋生民亿万，世务剧繁，皇帝只是世俗世界的至尊，而非无所不能的神人。要不要先请文臣审核官民递交的状纸，再酌情选呈御前，以减轻皇帝的重荷呢？宋仁宗曾让晏殊等文官审阅登闻鼓院所进的呈文，却被谏官范讽劝阻：“非上览决可否，则谁肯向陛下亲言者？”国人到登闻鼓院，只为自身的诉求能“上达天听”，中间如果隔着一道关卡，人们上书言事时，就会多了些顾虑。连被史家指为昏君的赵佶，都曾降旨鼓励臣民进言：“中外臣僚士庶并许实封直言投于登闻检院、通进司，朕当亲览悉行施用。”有了皇帝的作保，国人才更敢于在登闻鼓院实话实说。国人挞鼓申诉的理由真是五花八门。俗谓清官难断家务事，所以，有人就绕过包大人，特请天子圣裁。太宗时，京城女子李氏击登闻鼓，“自言无儿息，身且病，一旦死，家业无所付”。皇帝御批道：“诏本府（开封府）随所欲裁置之。”李氏既得皇帝授权，即可随意处置家庭财产。太宗朝还有一件富有戏剧性的案子。太宗雍熙元年（984年），开封寡妇刘氏派婢女到开封府报案，举报先夫和前妻所生的儿子王元吉向刘氏下毒。王元吉被捕后，屈打成招。不久，刘氏死了。司法官在复查本案时，仵作验尸后说刘氏“毒无显状”，因此不能断定刘氏是死于中毒。开封府免除了王元吉的死刑，改判徒刑。因本案疑点重重，王元吉前妻张氏击登闻鼓称冤。宋太宗接谒了张氏，将案子发回重审后，方知刘氏是因为自己的奸情被继子撞破，惭悸成疾，临死前尚不悔悟，还派人诬告王元吉。宋真宗时，有落榜的举子恳求皇帝给他们安排差事。景德元年（1004年），百余名落解的士子一齐击鼓，自陈：“素习武艺，愿备军前役使。”经过皇帝的面试，“能挽弓者才三，各赐缗钱，令赴天雄指使”。并非每个百姓上登闻鼓院，都是奔着私事而来的。福建罗源县衙原处于两条溪流中间，给县民带来诸多阻碍。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县民陈智津、倪昱等人击登闻鼓请求迁移县衙，得到获准，将县衙移往本县的东北部。民告官的案例也不少。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辰州知州董继业，公然贩卖私盐，并强行贵价卖给州民，在阵阵鼓声中，被革去了官职。端拱初年（988年），平民翟马周击鼓控诉宰相李昉的不作为：“北方宿敌契丹人怀有纵马南侵之念，李昉不修边备，只知赋诗宴乐。”宋太宗便将李昉罢为右仆射，“且加切责”。宋光宗时期，立誓要以言报国的吕祖泰到登闻鼓院上书，请斩权相韩侂胄：“侂胄有无君之心，请诛之以防祸乱。”登闻鼓要是敲得好，即敲掉政治对手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