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苏轼的传神说张钰帆摘要：苏轼在其文论中，提出传神的独特见解。本文将从传神之义、传神之要探索其传神说，以把握苏轼对客观形神与主观意趣、个性与常理、感性与理性的传神追求和审美旨趣。关键词：苏轼;传神;意;理形神問题的讨论最早从哲学范畴开始的，直至魏晋，才运用于艺术理论。到宋代，传神问题更被重视，而苏轼在前人基础上发展自己的传神说。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提出“诗画本一律”的传神见解，认为诗画有相通之处，并通过传神的艺术形象，表达作者对客观事物的感受，寄寓作者的情怀。由此，苏轼点明各类艺术是可“神通”的，使神不仅成为文学领域的审美追求，也有机联系各艺术门类，形成中国古代极具特色的文学艺术理论。一、传神之义在苏轼的著作和诗歌中，神的基本内涵是自由基础上的动与变，富有动态的精神之义，体现传神的动态特点。从由物体神，再到传神，使苏轼的传神具有传客体的形象性与创作主体的倾向性特点。第一，传神是传物之神，包括描写人物的神和自然之物的神，即客体的特点与品格，体现传神的形象性。一方面，是传描写人物之神，表现最突出的特点，达到形象生动效果。苏轼在《传神记》中讨论绘画人物的传神问题。他认为描绘人物，并不要求“举体皆似”，而要抓住人物特点，使形象气韵生动，栩栩如生。例如优孟与孙叔敖，其“举体”并不相似，但由于优孟抓住孙叔敖“抵掌谈笑”的特点，表现其“意思所在”，所以给人“死者复生”之感，达到传神之效。另一方面，是传自然之物的神，即为展现其品格，在表现独特形象性的同时，传达内在神韵。在《评诗人写物》一文中，苏轼认为不论是《诗经》写桑、林逋写梅，还是皮日休写白莲，皆得“写物之功”，即能抓住对象的特点，融合作者感受，以精炼的语言写出其精神气韵。但石曼卿的《红梅诗》只着眼于形似，未能表现红梅的精神风貌。文艺作品中的自然景物都应当有自己的“格”，桑木之所以不同于他木，是因为它们有不同的个性和神。故要达传神之效，需表现客体的不同品格和个性，形成与他物的明显区别，此为传物之神的含义。第二，传神还要传创作主体之神，即本人的个性和情趣。他在《书摩话蓝田烟雨图》中，认为王维“诗中有画”，即强调传物之神，而“画中有诗”则体现创作主体的个性情趣，即主体之神。通过描写客观事物，传达作者的神情意趣和个性气质，使画中有诗情，有画外之意，达到形神兼备、情景交融、心物统一、物我合一的最高境界。这便是苏轼所说“画中有诗”的传神意义所在。苏轼认为的传神之义，结合物之神和主体之神，从而统一联系主客体，达到“似花而非花”的效果，实现客体真实与主体自由创作的精神境界。二、传神之要苏轼“传神”内涵并非单一，而交织主客体、现实与理想、具体与抽象，但这不意味其传神说随心所欲，而是还涉及形神关系与神理关系，并以此成为实现传神的途径。第一，在形神关系上，苏轼认为应以形传神，但妙在传神。首先，以形写神是通过具体的形传达独特个性和精神风貌，追求“质真”的形似。苏轼在《艳濒堆赋》中提到“因物以赋形”，这是自然不雕饰并传达物神态的“形”，而非物形的相似。在《记子由论画》中，苏轼认为画之贵者，，其“真”更贵，是“形似”的真谛。由“似”至“真”之境，是苏轼“形似”中渐进性的步骤，在质真的基础上以形写神，实现对神有水准的传达。其次，苏轼还推崇“象外求神”。故他的传神不停留表面，借物写我，意得之而不惜形改。在《王维吴道子画》中，苏轼认为吴画只画出人物本身的神，缺乏引起联想空间。但王维则以诗入画，描绘“祗园弟子鹤形鹄立”，“心如死灰”，再配上两丛“雪节贯霜根”的修竹，表达他的情感。画面虽简朴，却能引起读者联想，达到象外求神的境界，表现作品的象外之趣。故传神还重形似后引发的联想和想象，并产生推敲与品味的神趣，而非复刻外形。最后，还表现为对“意”的追求。苏轼认为陶诗具有神气，是因其用“见”字写景物幽静的神态，表达诗人自由闲适的神情意趣，既传客观事物之神，又传作者的神思意趣，达到“境与意会”的崇高境界，使全篇神气索然。苏轼并不否定形似，他也重视“形”，但更重形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