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民”到“立人”：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重申五四精神》之一节(续)三经过辛亥革命之后的痛苦思索，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终于告别梁启超们的“新民说”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走上了现代启蒙主义道路：从人的立场出发，以人为目的，为中国人象人一样活着而进行思想文化上的努力。在他们那里，人，成了最高价值尺度，人格的独立，思想的自由，公民的权利，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不必再通过其他神圣的东西而获得合法性，而是恰恰相反，无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还是道德规范、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都需要通过人的自由和权利保障而获得合法性。国家的合法性不再是无须证明的，而是也需要通过保护个人的自由和公民的权利而获得。从五四一代人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相互对立的范畴：人的生活与非人的生活、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人的道德与吃人的道德……而区分这一切的尺度正是五四启蒙运动的最高价值尺度。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主题是人的解放，何谓解放？陈独秀的回答是：“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成其自由自主之人格之谓也。”[18]而具体的解释是：“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言从隶属他人之理。”五四启蒙运动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实现这种现代人格。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以空前的态度确立了对人的自信。他们鼓吹个性自由，为孩子而呼唤，为妇女而呐喊，为平民而鸣不平，努力创建一个与过去的历史极不相同的世界，这个世界被他们称作“人国”或“人的世界”。他们坚信：“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我们现在不妄想什么天堂天国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建造‘人的乐园’。我们不妄想做不死的神仙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活泼健全的人。……我们也许不信灵魂的不灭了，我们却信人格是神圣的，人权是神圣的。”[19]按照陈独秀的说法，当时的中国人需要实现“最后的觉悟”，而“最后的觉悟”是伦理的觉悟。因此，五四启蒙主义者首先着力抨击的是传统的纲常伦理。他们一齐对“三纲”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对传统的伦理秩序进行了无情的颠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慈幼问题》、鲁迅的《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一系列论文所论都是伦理问题。所显示的伦理思想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人的立场。中国传统的伦理学说都是从群体本位出发的，它致力于统治和秩序，而不考虑个体生命的价值。为了君主的权威和他们的江山社稷，为了家长和祖宗，个体生命被扭曲和扼杀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胡适、鲁迅和陈独秀们的伦理学说却从个体生命出发而以个体生命为中心，因此，无论家庭秩序还是社会秩序，都应该建立在有利于个体生命的生存和发展这一标准之上。他们揭示中国女人的不幸，指出节烈观的吃人本质，同情幼者的境遇，批判长者本位和家庭对个人的扼杀，充分显示了个体生命本位的道德论立场。从个体生命本位出发，道德规范的建立只能从人的生命和自由意志出发，目的只能是保障人---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的幸福和自由权利。判断道德与不道德的标准只有一个：能够给人带来幸福、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如果一种道德规范给人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痛苦，其功能不是保障人的自由权利而是剥夺人的自由权利，那么，这道德本身就是不道德的。面对传统的节烈观，鲁迅一再诘问：节烈难吗？答道，很难。节烈苦吗？答道，很苦。女子自己愿意节烈吗？答道，不愿。既然如此，社会有什么理由要求女人节烈？所以，鲁迅宣布传统的节烈观再没有继续留存的必要，提出要开一个追悼大会，“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20]“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这是五四一代人的呼声。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人的自由发展是最高价值尺度。在五四一代人看来，是否承认这一点，正是“人的道德”与“吃人的道德”的根本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