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翻译史上的流派之纷呈【摘要】本文从古代、晚清、民国、建国后四个时期来记述和评说历代有代表性的或有较大影响的译论家和译学流派的观点，大致勾画出中国译学理论轮廓和梳理出其流变的线索。【关键词】翻译史；译学家；译学流派；译学理论中国翻译史源远流长，翻译理论众说纷纭，形成了众多的翻译流派，虽然不像西方翻译流派规模之大、界限之分明，但是中国翻译史上的各家流派就如同涓涓细流，不断地促进了我国译学理论的发展。一、古代佛经翻译：“文”“质”之争我国的第一个翻译高潮是佛经翻译，从东汉恒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再到唐代臻于极盛，而北宋时已经式微，元以后则是尾声了。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始终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两派之争大概发生在初译《法句经》的公元224年，这场争论质派虽然在理论上获得了胜利，但文派最后成书《中国佛教史》。可见“文”“质”两派虽对峙，但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东晋前秦时期高僧释道安曾提出了有名的“五失本”和“三不易”之说。关于译文的“文”“质”问题，他采用的原则是译文圣经可以“文”一些，译文戒律就非“质”不可了。他在《比丘大戒序》中反对翻译佛经删繁从简时，曾提出了一个比喻：“将来学者审欲求先圣雅言者，宜详览焉：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者，皆葡萄酒之被水者也。”即认为简略而不像原文那么繁复的译文，其实是掺了水的葡萄酒。唐代是我国佛教的全盛时期，主要集中在贞观至贞元这段时期。此时期的翻译大家首推享有“新译”美称的玄奘。他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求真”就是忠实原文，“喻俗”就是通俗易懂。从这个标准出发，他对以前的旧译本，凡错误艰涩，不易晓读，或中间增损，多坠全言者，都一一予以重译。他还制定了“五不翻”原则。即：秘密故、含多义故、无此故、顺古故、生善故。其实，玄奘的“不翻”就是用音译。音译即不翻之翻。二、晚清明初译学流派特征：救亡和启蒙救亡和启蒙是近代的时代特征；中国近代的翻译理论也是受这个时代特征制约的。对中国近代翻译理论做出最大贡献的当属维新派人士。这里仅对其代表人物严复加以详述。严复是第一个把西方资本主义经典著作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人，同时也是我国翻译史上明确提出翻译标准的人。他在翻译《天演论》时，提出了最有名的翻译理论“信、达、雅”。信是忠实，达是通顺，雅是本于《论语述而》里的“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他认为“雅”是“用汉以前的字法和句法”。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公开宣称：“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对此有两点是我们应充分考虑的。一是严复说这话有特定的翻译对象，即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精里微言”。二是严复说这话有特定的读者对象，即中国的士---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大夫和上层知识分子及官僚。因此，严复才反复表示“固有所不得已也”，“实则刻意求显”。三、民国时期译学流派：明星迭出，译论纷呈民国时期虽只有短短的30多年，但却是文坛译坛上明星迭出的时代，也是我国译学理论取得较大进步的时代。这一时期的文学大家，往往也是翻译名家，他们中的多数都对翻译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时期的翻译主张的倾向与趋归也基本上与文学社团、流派相一致。这不仅是因为翻译理论与文学理论之间本来就存在某些内部的联系，同时也因为现代的译论家大多是以各种文学社团、流派成员的身份而活动在译学领域的。这使得民国时期译论的共性和个性都更为分明了。在20年代，在文坛上和译坛上建树最大的社团，当推文学研究会，该会负责人郑振铎、茅盾及其成员蒋百里、朱自清等，他们从小对社会、对人生的艰辛了解较深，又较早接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继承了《新青年》所提倡的现实主义，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他们尤其重视翻译那些被侵略、被损害的弱小民族的文学。而与文学研究会对峙的创造社，其代表人物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早年留学在外，受国外浪漫主义及唯美主义影响较深，加之他们都是才子，又懂多国语言，他们认为创作远比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