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小说整理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张涌泉/窦怀永CCZhangYongquan,DouHuaiyong【专题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专题号】J2【复印期号】2010年06期【原文出处】《文学遗产》(京)2010年1期第149～158页【英文标题】ACenturyofResearchesonFictionalMaterialsFoundinDunhuang【作者简介】张涌泉，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窦怀永，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敦煌文献的发现，为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前所未见的新鲜资料。1909年9月，继英人斯坦因之后掠取大批敦煌卷子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北京六国饭店展示其所获部分四部典籍、佛教写经，罗振玉、蒋斧、王仁俊、董康等京师名宿前往参观抄录。9月25日，罗振玉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①，这是世界上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介绍敦煌文献的论文。在这篇著名论文中，作者对包括伯3126号古小说在内的数十件敦煌写本、刻本和拓本的情况作了简单的介绍。稍后，罗氏又在《东方杂志》第6卷第11、12期上发表《莫高窟石室秘录》一文，考定伯3126号古小说即唐唐临所撰之《冥报记》。今日看来，罗氏的考证固然未必稳妥，然而却揭开了敦煌小说整理研究的序幕。从罗氏的上述成果算起，敦煌小说的搜集、整理、刊布、研究，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一百年来，敦煌学界在以文本校录、本事考证等为主要内容的敦煌小说整理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产生了多种敦煌小说或包括小说写卷在内的整理著作，也刊布了一大批考论敦煌小说或相关问题的学术论文。限于篇幅，本文拟主要从文献学的角度，对百年来敦煌小说整理研究的历程作一个简要的回顾。一敦煌小说范围的界定继上揭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后，1920年4月，王国维在《东方杂志》发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②，这是一篇标志着“敦煌文学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整理与研究”③的著名论文，文中有斯2630号《唐太宗入冥记》部分录文，并称“此小说记唐太宗入冥事”，“全用俗语，为宋以后通俗小说之祖”，最早提出了敦煌“通俗小说”的概念。1928年，陈寅恪刊布《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④，指出这种灭罪冥报传之作，“本为佛教经典之附庸，渐成小说文学之大国。盖中国小说虽号称富于长篇巨制，然一察其内容结构，往往为数种感应冥报传记杂糅而成”，较早把冥报记、感应记与小说系连了起来。1929年，郑振铎发表《敦煌的俗文学》⑤，在对敦煌俗文学作品进行分类后，郑氏提出“散文的俗文学”概念，小说即属此类，可惜没有进一步讨论界定的标准，也没有列出具体的篇目。1941年，傅芸子在《敦煌俗文学之发见及其展开》⑥一文中明确提出，敦煌俗文学可以分作变文、诗歌、杂文、小说四类，但关于小说的具体篇目，傅氏仅提及《唐太宗入冥记》、《秋胡小说》以及斯5503号《天地开辟已来帝王纪》三篇，并说“小说虽仅存此，然亦足珍矣”。可以看出，敦煌学发展早期，虽然有界定敦煌小说范围的意识，但大约受到写卷公布情况的限制，实际上无法达成。不过，“变文”概念却在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向达《唐代俗讲考》⑦等论著提出后迅速“走红”，并成为此后数十年间敦煌文学最热门的研究论题之一。大概由于俗语言上的共同特征，敦煌小说作品在此背景下尚未建立起自己的独立性就逐渐被收编到变文名下，这可以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变文集》为典型代表。该书不仅收录了《伍子胥变文》等标准的变文作品，还收录了《唐太宗入冥记》、《搜神记》等本属小说的写卷，以及《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等应当归为话本小说的写卷。《敦煌变文集》的“引言”部分有文字曰：“唐代寺院中所盛行的说唱体作品，乃是俗讲的话本。变文云云，只是话本的一种名称而已。”⑧据其意，“变文”与“话本”之间似乎可以划上等号，“变文”可称“话本”，“话本”亦可称“变文”，甚至还可以理解为“变文”是“话本”的一种，这无疑混淆了两者的区别。1963年，周绍良在《谈唐代民间文学——读〈中国文学史〉中“变文”节书后》⑨一文中对“变文”进行分类，明确将“变文”与“话本”并列，并首次把《庐山远公话》等几篇所谓的“变文”归为话本小说；1980年，张锡厚在《敦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