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的光荣与耻辱宋徽宗赵佶端详着《清明上河图》，半天没有说话。那些楼与船、词与物、光与影，一定让他的心里震了一下。一瞬间，他看见了属于自己的辉煌时代。它凝聚在那条河上，即使在夜里，依旧光芒耀眼。他感到一阵恍惚，对于河流所代表的岁月无常，他没有，或者说不愿太多去想。那时的他一定不会相信，他目力所及的繁华，转眼之间就会蒸发掉，甚至连这座浩大的城——包括那些苍老的城墙、笨重的石像，居然也会消逝无踪。很多年后，它们只能带着日暮的苍凉和大雪的清芬，定格在他的记忆里，供他在饥寒交迫的五国城，一遍遍地反刍。明代陈霆《渚山堂词话》中记载，徽钦二帝被金人押解着一路北上，一天夜里，他们露宿林中，在凄冷如刀的月光下，听见有胡人吹笛，赵佶悲从中来，口占一首《眼儿媚》，那份悲凉凄切，丝毫不输给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玉京曾记旧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楼玉殿，朝喧箫管，暮列琵琶。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龙沙。忍听羌笛，吹彻梅花。陈霆说当时宋钦宗应和了一首，只是因为“意更凄凉”，所以他不忍心录下。此时的宋徽宗，面对着《清明上河图》，对于那场逃不过的劫难却没有丝毫的预感。他仿佛亲身穿过了一个又一个古老的街区，踌躇满志地在辉煌的都城里漫步。对于眼前这个翰林画院里的年轻画师，他没有放在眼里，除了用瘦金体为这幅画题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再轻轻钤上自己的双龙小印，以体现皇恩浩荡，就再也没有对他多瞟过一眼。如果他仔细看那幅画，定会看见在繁华的背后，凶险早已暗潮汹涌，各种不同型号的陷阱，正等着人们投奔。血红的宫墙分出了天堂与地狱的界限。根据物质的守恒定律，当帝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集中到少数人的身边，在更大面积的国土上，则必然出现物质匮乏、饥馑甚至死亡。当宋徽宗的宫殿每夜都要消费数百只名贵的龙涎香，当蔡京的府上做一碗羹要杀掉数百只鹌鹑，这个帝国早已是“两河岸边，死丁相枕，冤苦之声，号呼于野”。其实，早在公元1100年，赵佶登基之初，就曾有一个名叫钟世美的大臣上奏：“财用匮乏，京师累月冰雪，河朔连年灾荒，西贼长驱寇边，如入无人之境”[1]。但庭院深深，门禁森严，宋徽宗沉浸在他的艺术世界里，永远听不到宫墙外面的呻吟与呼喊。在如此浩大的宫苑中，所有不合时宜的声音都会半途夭折。宋徽宗置身人间仙境，觉得生活很美好，生命很快乐，他不明白方腊、宋江为什么要揭竿而起，犹如养尊处优的晋惠帝，对百姓挖草根、食观音土的做法困惑不解，问道：“既然他们没有粮食吃，为什么不喝肉粥呢？”赵佶喜欢炫富，不炫富他就浑身难受。倘若向别人炫富也罢，可他偏偏要向金国的使者炫富。但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宋徽宗不计后果的炫富，对于物资匮乏的金国来说构成多么大的刺激。根据古气象学家的研究，唐末至北宋初期（公元800—1000年）是气候温暖、冬温少雪的“中世纪温暖期”（MediaevalWarmPeriod），而从宋徽宗时代开始，一直到南宋中叶（公元1110—1200年）则气温低寒，雪灾频繁，冬季漫长，是典型的“小冰期”（LittleIceAge），也是中国历史近3000年来的第三个寒冷期（ColdPeriod）。来自中亚细亚内陆沙漠的冬季干燥季风掠过中原，使北宋出现大面积沙漠化。宋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淮南旱；政和三年，江东旱；政和四年又旱，皇帝下诏，“赈德州流民”。与中原农耕民族相比，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对气候的依赖更大。公元1110年，辽国（当时金国还未建立）大饥，“粒食不阙，路不鸣桴”。北宋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率领2500人，在来流水起兵反辽，一年后草创大金国，十年后灭掉大辽国，然后挥刀直指北宋。在物质丰饶时代，享乐或许是个人的权利；但在民不聊生的岁月，奢侈就是罪孽，不仅需要承担道德上的责任，甚至应当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宋徽宗享乐的直接后果是：公元1120年，方腊率众在歙县七贤村起义。起事时，方腊的老婆浓妆艳抹，前胸缀嵌着一个大铜镜，对着太阳行走，远远望去，光芒耀目，在无数百姓眼里成为无须置疑的祥瑞之兆，于是纷纷入伙。方腊之乱，惨死者超过了200万人。金国也面临着普遍的饥荒。公元1124年，金国派人向宋乞粮，被拒绝。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