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美学语言释义学的重构和确认－－在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之间现代西方美学革命的重心和焦点是围绕语言展开的，美学语言释义学的全面崛起和发展就是其最为显著的标志。但是，在认识论时代，在理念本质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语言问题是根本不可能成为美学的主要问题的，因为语言仅仅作为一种受理性支配的符号，仅仅是意义的记录和反映，是主体和客体交流的工具，理性是先存者、中心或主宰，而语言只是派生物、边缘或从属者，语言是理性的永恒辩证运动的必然外在表现形式。而在现在，从语言入手，以语言取代理性本质主义中心，以语言与意义的关系取代理性与感性的问题，本身就是一种革命，就是对认识论地位的动摇和摧毁，这是其一。其二，从语言入手，重视语言的本体论地位，一方面可以恢复语言在古希腊时代就具有的本体论地位：另一方面，这个本体论一俟奠定，就可以打开一个新的通道，使美学进入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天地。其三，由于近代语言学的突出成就，人们对语言的了解日渐深入和广泛，语言已经广泛地涉及到人类认识的一切方面，这个革命一旦成功，就可能使人类文化发生巨大的变革。总之，无论从哪方面说，语言问题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此，现代思想大师几乎是同时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从不同的方面开始思考语言问题的，而对此首先取得重大突破的是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与其他思想家不同，海德格尔一开始就把语言放在本体论的地位予以思考。他的目的有二，一是要找到它的本源，恢复语言在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代所具有的本体地位；二是通过解构和批判传统语言思想，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找到它的归宿，这即是美或诗意的归宿。海德格尔明确地指出，“形而上学以西方逻辑和语法为形式，很早就开始解释语言。我们今开只能推测这个过程中隐含的意义。把语言从语法中解脱并放置更原始、更基本的框架，这是留给思想和诗歌的任务。”［（１）］他认为语言问题最终是一个美学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它和存在密不可分，或者它们本身就具有此在的存在特征。在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代，语言、存在它们本身都具有谈论、说话的意思，使事物无遮蔽地显露出来，并展现于我们面前，而且这是语言最根本的特性，所以“归根到底，哲学研究终得下决心询问一般语言具有何种存在方式。”［（２）］海德格尔认为，这即是言谈，“语言的生存论存在论基础是言谈。”［（３）］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和言谈是有明显的区别的，尽管语言和此在的活动紧密关联，但是言谈比起语言来和此在的关联更为紧密，更为源始，更具有存在的特性。“言谈，同现身、领会在存在论上是同样源始的。……言谈是此在的可理解状态的勾连，展开状态则首先由在世来规定；所以，如果言谈是展开状态的原始存在论性质，那么言谈也就一定从本质上具有一种特殊的世界式的存在方式。现身在世的可理解状态道出自身为言谈。可理解状态的含义整体达乎言辞。言辞生于含义而荫蔽含义，却并非言词物得而具备含义。”［（４）］在这里，言谈、现身、理解、解蔽、存在具有相同的意义，言辞生于含义，而这个含义又不是因为表明词物而得来的，根据什么得来呢，根据存在。语言是比言谈更直接的东西，“把言谈道说出来即成为语言，言谈就是存在论上的语言。”［（５）］所以语言和言谈又是相同的东西，它们都和此在的存在有关，这是无可怀疑的。有了这个缘故，任何意义上的语言都有可能由此引入生存的本体论方向。美及其艺术创作即是如此。“当人思考存在时，存在就进入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寓所。人栖居于语言这寓所中。用语词思索和创作的人们是这个寓所的守护者。”［（６）］在海德格尔看来，运用语言进行艺术创作就是建筑，作品就是寓所，作家和诗人就是这寓所的看护人。对于艺术家的作品，“不论就它们自身，还是它们两者的关系而言，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依赖于一个先于它们的第三者的存在。”［（７）］但是，真正能被称为居所和守护人的作品和作家并不多，在他看来只有少数的几位如索福克勒斯、荷尔德林、里尔克、梵高等人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守护人。而美，在海德格尔看来，就是和语言相连的东西，美是存在在语言作品中的显现。美，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