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小说修辞艺术片论毕飞宇小说修辞艺术片论王彬彬内容提要这里的“修辞”不是一个狭义的与“语法”相对应的语言学概念,而指那种广义的文学性表达的手段、方法、技巧,也就是美国文学批评家布斯在小说理论名著《小说修辞学》中所说的“修辞”。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把体现在一部小说中的作者、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各种关系,视作是一种修辞性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则是作者通过种种修辞性的考量、选择、经营所构造的。本文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谈论毕飞宇小说的修辞艺术的。11016年,毕飞宇在《作家》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引起广泛注意,收获了如潮的好评。于是,作为小说家的毕飞宇广为人知,《哺乳期的女人》也被视作是毕飞宇的“成名作”。但在此之前,毕飞宇已有很优秀的作品发表。11013年同样发表于《作家》杂志的短篇小说《那个男孩是我》,已是相当精美和富有意味的。它与《哺乳期的女人》某种意义上属同一类型,都写了孩子的难以被大人所理解的心事,写了孩子的孤独、寂寞和忧伤,写了孩子的尊严被大人残酷地蹂躏,写了孩子心中神圣的东西被大人们所误解、所亵渎。或者说,这两个短篇,都写了孩子精神上的“孤苦无告”。而较之《哺乳期的女人》,《那个男孩是我》的内涵似乎更丰富些。就我来说,更愿意把《那个男孩是我》看作是毕飞宇的“成名作”,尽管他并未因此而成名。11014年,毕飞宇在《青年文学》上发表了中篇小说《雨天的棉花糖》。这部作品也是颇为独特和圆熟的。个体生命与社会意识的紧张关系在小说中有着撼人心魄的表现。11015年,毕飞宇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是谁在深夜说话》,十分机智地表达了对历史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的神秘性的理解,而且通过对几次“偷情”的描写,让历史的神秘性与人生的神秘性形成某种对照,很是耐人寻味。《那个男孩是我》、《雨天的棉花糖》、《是谁在深夜说话》,都有资格成为毕飞宇的“成名作”。但实际上它们问世之初都悄无声息。直到《哺乳期的女人》出现,人们才知道,在写小说的人中,多了一个叫毕飞宇的年轻人。大体可以2000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青衣》为界,将毕飞宇迄今为止的小说创作分为两个阶段。在修辞方式上,前后两阶段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前期小说的叙述语言,一般说来典雅整饬而又不失清纯流丽,叙述语调则总是那么庄严端重,是一种“书生气”很重的话语方式。在写小说之前,毕飞宇曾迷恋于诗歌。在前期小说中,偶尔有些句子还让人想到他从诗人到小说家的“身份转型”。例如,“我站在大街上,路灯一拳头把我的影子撂倒在水泥地面”(《叙事》)。这样的句子让人觉得它像是从哪首诗中开了小差,混进了小说里,于是便如一碗绿豆中的一粒红豆,过于显眼。毕飞字开始写小说的时候,被称作“先锋作家”的那个群体,正在文坛上大红大紫,毕飞宇多多少少地、有意无意地,有着对他们的模仿,即便在叙述语言上,也能隐约看出其时的所谓“先锋小说”的影响。《青衣》在修辞方式上有点突变的意味。较之此前的作品,《青衣》的故事性明显增强了,人物形象也更加具本文来源：网络收集与整理，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