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灏：伪变局——读《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吴灏这是本学期最后一次读书笔记了，挑了这本张素华的《变局》。读完后，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本书只有一些史料的堆积，没有多少观点性的东西。没有观点有时也是一种观点，我不明其中奥妙，也就不扯远了。不过洋洋30万字做的都是些隔靴搔痒的工作，实在让人乏味，姑且读完然后联系其他一些资料谈谈对大跃进，七千人大会的看法。《变局》的第一部分讲的是七千人大会召开的近因。根本原因是不言自明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殃民太甚，国家也出现了经济困难。近因，书中列举了四条：一是为了群策群力想一想克服困难的方法；二是中央要不要做自我批评的问题，毛泽东说：“各省不要只讲自己的问题，不敢讲中央的错”；三是国际上有压力，苏联认为大跃进导致中共对党内对毛产生很大不满，于是开个大会统一大家的思想。四是反对分散主义，解决粮食征购问题。七千人大会的特殊不仅在于历史时间的特殊，更在于规模之大：一直到基层的各个县委都要有书记参加，可谓聚集了当时中国官场各个层级所有的实权人物。书中列了四点近因，在我看来就是两件事：粮食征购刻不容缓；中央可以摆低姿态但中央的权威不容挑战。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归根到底也是粮食征购的问题。毛泽东的政治理想与其说是建设共产主义不如说实现工业化强国，之后指标化的钢产量要求就是体现。在缺乏工业基层和外援的情况，他的选择只能是剥削农民来投资工业。概况来说就是：高积累，高投资，高收入。而这一切的基础是尽可能多的从农民手中获得余粮，然后是口粮。但是在私营粮贩的竞争下，政府很难收到粮食，于是1953年就搞了统购统销政策。后来的公社建设和公共食堂也是为了政府收集粮食的需要，农民的存在价值约等于他能够上缴的粮食的量。党内“四大狂左”之一的吴芝圃现在河南搞了试点，然后公社就像瘟疫一样在全国蔓延。1958年6月16日钱学森发表了《粮食亩产量会是多少?》“科学证明”了放卫星的合理性。之后就有了我们看到的大饥荒。有趣的是，会议针对的不是造成3000万人饿死的人道主义灾难，而是继续把粮食征购问题拿来做主要议题。所以我说，所谓“变局”在经济上是不成立的，这次会议没能也不可能扭转快速重工业化的既定政策。早在1953年梁漱溟和毛泽东的争论上就已经看出了这个政策的不可动摇，当时梁漱溟在常委会发言中说：“今建设重点在工业。……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过去农民，与共产党亲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云云。“毛主席即席讲话，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以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这段话载于毛选第五卷，大体应当是真的。梁漱溟其人，了解一点社会学的人都不会不知道他，此人民国时搞过乡村建设运动，主张以农民为根本去改变农村的积贫积弱。梁和毛都是关注农村的人，从这段话不难得出一个粗浅却值得玩味的观点：梁漱溟作为一个学者，以农民的生活为根本；毛泽东作为一个权柄者，以农民为资本。这次大会的召开过程中倒是发生了几件影响了会议方向的大事。首先是毛泽东没有直接通过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报告，而是先让大家讨论，这种反常规的举动，看上去像是在进一步发扬民主（可惜中共九大上不见了这样的场景）。实际上是毛泽东在表态，形式上毛不能直接否掉刘的报告，而要说“写得好”，作为应对措施他把大会推迟三天，让代表们先讨论报告。二人的分歧主要在于，刘少奇认为中南海笔杆子们起草的东西批评的力度不够，---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而毛泽东则指对报告里没有肯定大跃进中取得的成绩很不满。到了最后，稿子被重写，与会代表被留在北京过年，会议的核心从反对分散主义变成了总结经验。书中认为这种手法是毛主席的高明之处。上有所欲，下必甚焉。大会在总结为什么会发生错误时，提出了缺乏经验是主要原因。其次是党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