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性解读贝尔纳科学学的新视角摘要：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科学的非理性应用，人们发现科学不一定有益于人类，反而可能是人类最凶恶的敌人，科学的价值受到质疑。科学必须首先接受审查，然后才能够为自己[来自Wwlw5U]洗刷掉这些罪名。为科学辩护，就成为贝尔纳科学学的出发点。强调科学家的责任、规划科学学，使科学造福于人，则是他的科学学的归宿。可见，贝尔纳的科学学几乎可以说是从实践中具体的问题而来，又回到实践中去解决问题的范例。关键词：贝尔纳；科学学；实践性；辩护；归宿：B08文献标识码：A：1002-3240(2009)11-0125-0420世纪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对科学、技术的反思也成为哲学的主题。但很长时间里，科学哲学关注的仅仅是科学的最终产物，特别是科学的概念产物即科学知识。直到1962年库恩的划时代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发表，科学哲学领域发生了两个转向，即以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SSK完成的社会学转向和以后建构主义为代表的实践转向。贝尔纳(J.D．Bernal，1901-1971年)是公认的科学学的奠基者。科学学也是对科学的反身性研究，贝尔纳创立的科学学与20世纪科学哲学的实践转向有什么关系？通过对贝尔纳科学学理论的深层研读发现，实践性正是贝尔纳科学学的主要特点。因为贝尔纳首先是一名出色的科学家，所以他的科学的社会研究始终有科学家注重实践的特点。从实践中科学面I临存废的问题出发，为科学辩护，又回到实践中去解决科学如何造福于人的问题。关注作为实践的科学，正是贝尔纳科学学的特点。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贝尔纳是科学哲学实践转向的先驱。1．为科学辩护：贝尔纳科学学的出发点1.1战争中科学的非理性应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虽然有个别目光远大的科学家明白自己的工作可能给人类带来危险，不过大多数人却一厢情愿地认为，科学已经使战争变得如此恐怖，应该没有哪个国家想从事战争了，并以此自慰。然而，战争还是爆发了，而且升级为世界大战。在战争期间，科学家们发现自己成为各国政府不可或缺的人物。因为这个时候的战争，不仅需要步枪和大炮之类的装备，还需要机关枪、坦克和飞机。空中战争和化学战争是世界大战期间科学事业的两项“福音”。不过在战争条件下进行的科研浪费惊人。往往要在物资和准备工作都不充分的情况下，在短短的几星期之内设计出新方法并投入生产。这自然造成物资的极度浪费和生命的重大损失。例如，“协约国为了应付德国人制造的毒气，不顾化学家和工人的死亡或伤残，加紧发展毒气生产。”同样，飞机制造在战争期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在物资和生命方面却付出了重大代价。尽管这样，但在战争的刺激下，科研成果付诸应用的速度仍然比和平时期快好几倍。当然，制造这些武器所必需的资本支出要比以前任何战争都多得多。“在英国，政府每年耗于军事研究的金额，比其他类型的研究费用总和的一半还多，而且其他类型的研究不少也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军事价值。具体说来，单是用于研究毒品的金额就几乎等于政府用于医学研究的全部拨款。在几乎所有国家里，科学家们被征召为军事工业工作，而且被归入在战争到来时从事各种军事工作的人员之列。”不仅如此，由于科学几乎是现代战争制胜的法宝，于是在一切国家里，政府都把科学看作是军事附属物，在某些国家中，军事甚至变成了科学的唯一职能。而且加强本国工业、提高其生产方法及其经济效果的一切办法都会增强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的一切工业科研都是潜在的军事科研。科学就如此这般神奇而又无可奈何地与战争结伴了。1.2科学需要辩护于是，越来越多在世界大战中受难的人们明白了自己的苦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的发展所直接造成的，科学不但不能有益于人类，反而由于其在战争中的应用被证明是人类的最凶恶的敌人。科学的价值受到了怀疑，甚至有人提出要停止科学研究。科学家们也被迫注意到这个呼声。可以说，和平与战争问题比任何其他问题更能促使科学家们把视线移到自己的研究和发明工作范围以外，并注意到这些发明是怎样应用于社会的。有些科学家对挽救人性感到完全绝望而放弃科学事业。另外一些科学家则更加潜心从事实际科学工作，根本不去考虑它对社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