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热点问题报告——腐败的路径指向：非法治的金权政治不久前也就是4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中共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陈良宇涉嫌的“三宗罪”分别指向：本人或通过家人收受财物约239万余元；为社保案关键人物张荣坤、中国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获取总计20余亿元社保资金“贷款”提供便利；帮助其弟陈良军在沪非法圈地783亩，后者藉此非法获利1.18亿元。陈良宇三罪并罚判刑17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这些似乎都预示着，随着陈良宇一审宣判在即，上海社保系列案正逐渐落下帷幕。但这让我不禁思考，到底是什么诱使那么多政府官员陷入这腐败的泥潭，总结下来我认为，现在社会所形成的非法治的金权政治才导致这样的局面产生。认为腐败有利于推动社会转轨，并断言以腐败为手段获利的利益集团会进行努力建立法治社会秩序的人，全然没有想到腐败所要消解的“旧体制”，即极左型专制已不是转轨时期的主要社会问题。在新法规不断出台的今天，腐败所要消解的就是这些新的法律约束。而腐败泛滥的最终结果只会是目前已露初兆（在少部分地区已型构成社会现实秩序）的“黑权结合”；腐败推动的“社会转轨”，其路径指向一定不是知识分子天天在纸上型构的“公民法治社会”，只会是高度腐败的金权政治或政府和黑社会共同治理社会的“意大利模式”。治理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民族统一，并非易事。在今后几十年内，经济发展会一直作为政府目标。但是社会持续发展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千万不能漠视公平，且不能视“腐败”为“社会发展”应付出的社会代价。因为腐败永远只会对参与腐败的个体在短期内有益，对社会则是为害久远。意大利、南亚和南美诸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以腐败来推动经济发展，最终受惩罚的只会是我们自己。贪污腐败在我国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肆无忌惮的程度？为什么还会有部分学者如此公开坚持、宣扬这种对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弱者来说简直是非常残酷的“代价论”和“腐败有利论”？不管是何种公共权力，从其诞生之日起，就都存在着否定这种权力的异化力量——腐败。不承认公共权力伴生腐败这一现实，愚弄的只会是自己。在建国后不久，我国就产生了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政府中官僚主义泛滥，政府部门为公众服务的意识淡薄；二是贪污腐化问题。在这些问题的困扰下，一向特别相信精神力量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采取了他习惯采用的非制度性方法，就是不断开展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以抑制腐败。1950年的整风运动，1951～1952年的“三反”运动、“五反”运动，1954年及1957年的“整党”运动，1963年的“四清”运动，实质上都是毛泽东对党内腐败分子和反对派进行的清洗。但他认为用这些方式清洗并没有到位，于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的晚年悲剧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他本人对制度与精神二者作用的认识有关：人的精神力量作用于人和自然的关系之上，可以改天换地，那么在社会生活中，人的自律精神自然应该比制度约束更起作用。所以他一直强调用“整党整风”这类方式解决腐败问题，从来就未想到建章立制。应该说，在毛泽东领导中国的那几十年中，反腐败、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一直没有间断，然而他使用的非制度化手段如极其残酷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群众运动等对中国社会却十分有害，其结果是将中国拖人了动乱的深渊当中——被“极左”梦魔的余悸缠绕，就是一些学者主张用“腐败”来消解旧体制的缘由所在。改革要变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地方和部门分权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必然要重新进行资源配置，所以在掌握资源配置权力的部门和一些行政执法部门，腐败现象丛生。政府也一直为迅速在全社会蔓延的腐败现象深深困扰，采取了以下三方面办法，一是逐步建立和健全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监督机构，近两年还专门成立了反贪局；二是加速立法；三是不断地发动反腐败运动。这些都表明我国经济市场化和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党内腐败和政府腐败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严刑重罚之下，政府和庞大的国有资产还是成为各利益集团的寻租猎物。发展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