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的耳朵(教师中心稿)汪增祺作品的文化心理读汪增祺作品，无论散文，无论小说，给人一个鲜明印象，那就是平淡如水。“平淡如水”，不是没有味道，不是没有东西，“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淡，清纯至极，清纯而没有一点杂质，令人心气也不禁随之清纯，心境也随之平淡如水。同时，读其作品，如同一位时间老人，在向你展示一幅文化长卷，表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和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西方基督教超人文的精神，在于必须从另一个世界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植根于大农业土壤的文化，这种文化顺应人情，重视常识，讲究中庸之道，体现出一种现世的精神，因而“亲亲、仁民、爱物”成为这种传统文化的核心。汪增祺作品，正体现了这一特点。一、汪增祺作品与中国农业大文化的关系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六千年的农耕文明孕育---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了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这种农业大文化的积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思想内涵。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却把这种大农业的传统文化笼统地与旧文化等同起来加以否定而不被人们认同，如早在时期，革命先驱、陈独秀等就借助张扬科学和民主的浪潮，对这种农业大文化进行猛烈抨击。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对中国农业大文化所造成的“以安息为本位”、“以家庭为本位”、“以感情为本位”予以批判和否定。从这以后，因中国革命和社会变革的迅猛，这种传统文化历来处于一种被否定的地位。但是，由于这种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势必与变革中的社会产生激烈的碰撞，这种碰撞的直接后果，表现为一些像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作家对都市生活感到压抑和孤独，不由自主地对五四以来受冲击的农业大文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依恋。深受沈从文影响的汪增祺，也像他的老师沈从文一样，在作品中也表现了对这种农业大文化的依恋。正是这种依恋，由此对以农业大文化为土壤所培养的精华，他都顶礼膜拜，大加颂扬。如《随笔两篇》之《水母》，与“中国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百姓——主要是农民，对若干神圣都有和统治者不尽相同的看法，并且往往编出一些对诸神不大恭敬的故事”不同，对于“应该是制服了一场大洪水”的“小媳妇”的水母，却大加颂扬，顶礼膜拜（这与吴伯箫的《难老泉》极为相似），只因“这是农民自己的神，农民按照自己的模样塑造的神。这是农民心目中的女神：一个能干善良且俊俏的小媳妇。农民对这样的水母不缺乏崇敬，但是并不畏惧。农民对她可以平视，甚至可以谈谈家常。”可见，这种农业大文化是一种平民文化，是一种顺应人情的文化，这也正是它能根深蒂固地影响几千年并使作者为之依恋的根本原因。同时，汪增祺真正从事创作的时期，正是我国处在激烈地进行改革开放的时期，他平静地对待并欢迎这一变化。但由于他长期受农业大文化的哺育，对农业大文化种种精华和最了解，也最依恋，因而担心这种种精华和美会消失，因而也像他的老师沈从文一样不可避免地灰产生一种心理紊乱。《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香港的鸟》等都显示了这种紊乱。从北京到香港，他是“换一个地方坐着”，面对高楼---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林立的的繁华的香港，整天萦绕在心头的是“北京的大树、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天坛的柏树，白海的白皮松”。这种“树”的崇拜心理，实质上是把树幻化为有根的古老的农业大文化的象征。同样，在《随笔两篇》之《葵.薤》中，“小时侯读汉乐府《十五从军征》，非常感动。”“然而有一句我不明白。”这弄不明白的就是“葵”为何物，直到读了吴其睿的《植物名实图考》，又直到“到了四川、江西、湖南等省”，“有一回住在武昌的招待所里”才真正懂了“葵”即冬苋菜时那种激动溢于言表，而“蔬菜的命运，也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有其兴盛和衰微，提起来也可叫人生一点感慨。”“我写这篇随笔，用意是很的。”这“感慨”是什么？这“很清楚的”是什么？正是为这种传统的农业大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