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与延续：近代中国乡村高利贷习俗的重新解读（上）【内容提要】高利贷习俗的生命力非常顽强，能够超越不同社会形态而存在。它是长期相沿、为广大民众反复使用的高利贷习惯，本文特指私人、店铺借贷中超出社会认可、对债户非常苛刻的借贷利率习俗。从20世纪上半期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资料来看，此习俗花样繁多，大致可划分为加大利、先扣利、多算日期、粮钱互折、粮食与粮食及其他实物的互折等六类，由此可见高利贷习俗类型与模式的共性和表现形式的差异性。其所以能够长期延续，主要是因为除了高利贷，农民没有其他更多的融资办法，而高利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剂生活中所遇到的资金或实物的不足。如果不考虑这一社会经济基础，只用政治干预的办法予以取缔，则会导致民间社会秩序的紊乱。【摘要题】现代史专论【关键词】高利贷习俗/20世纪上半期/华北/长江中下游【正文】一在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借贷是一种历史悠久、不可或缺的融资行为。民俗起源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一样，借贷活动也折射着浓厚的民俗气息。所谓高利贷习俗，笼统说来，就是长期相沿、为广大民众反复使用的高利贷习惯。民俗学家乌丙安依照同类题材和内容的密切相关性，将民俗分为12个系统、48个系列，（注：乌丙安：《民俗学原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但我们从中看不出借贷或金融习俗的归属，究竟划为何类，尚须研究。就其运作的具体过程而言，高利贷包括借贷关系的主体即借贷当事双方、借贷的信用方式、借贷期限、借贷利率、借贷的偿还等环节，由此构成高利贷习俗的链条。这种借贷之所以成为高利贷，最能体现本质的内容是其高昂的利率，所以本文阐述的核心是高利贷利率问题。何谓高利贷？迄今为止，这仍是一个没有解决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关键是很难做出一个科学的量的规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出的定义为“可以把古老形式的生息资本叫做高利贷资本”。（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75、671页。）这一定义显然过泛，与西欧中世纪的高利贷概念没什么区别，即只要是有偿借贷，不管量的大小，都属高利贷。不过，从马克思的具体论述来看，高利贷资本的本质特征是重利剥削，它不仅占据了债务人的全部剩余劳动，甚至还占有一部分必要劳动，使其精疲力竭，每况愈下。20世纪80年代末，有的中国学者仍然只是依据马克思的定义，而不是具---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体论述，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借贷都属于高利贷。（注：刘秋根：《试论宋代官营高利贷资本》，载《河北学刊》1989年第2期。）这一对传统借贷形式不加任何区分的观点，当然更有泛化高利贷之嫌。按此界定，民间私人借贷、店铺借贷、典当业借贷、钱会借贷等传统借贷形式都可以归属高利贷范畴，实际上不同类型的借贷，运作方式及其性质并不相同，必须根据具体问题而有所区别。例如，典当业是一种以动产抵押为主的传统金融机构，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高利贷行业，但近年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将典当业划为高利贷非常片面。（注：马俊亚：《典当业与江南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关系辨析》，载《中国农史》2002年第4期。）笔者认为，完全否认典当业的高利贷现象也不客观，但由于经营成本较高，确非以往人们想象的那样严重，总体说来利大于弊；至于钱会，完全是一种多人集资和借贷的互助组织，根本不能算高利贷；而私人借贷和店铺借贷的情况较为复杂，其中亲友之间的无息借贷和低利借贷不能说是高利贷，民间所谓高利贷是超出社会广泛认可的利率。前几年，笔者在博士论文中，鉴于高利贷利率的概念难以界定的情况，“姑且参考国民政府的提法，以超过年利20％或月利1.67％就算高利贷，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注：李金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现在看来有取巧之嫌。其实，不仅南京国民政府对此有过规定，革命时期的中共政权也颁布和执行过有关规定，如抗战时期规定借贷年利率不得超过10％或15％。同样是权力规定，为什么仅以国民政府的规定为标准？显然并未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