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权力与女性认同的建构内容提要：本文的目的是探讨在跨国公司中，中国白领女性认同与跨国公司工作过程之间的关系。去性化的资本主义工作过程以及对这一过程的适应和反抗，建构出中国白领女性的认同。遗留在作者之间的争论是：白领女性去性化的自我认同究竟是男性价值观的再呈现（representation），还是孕育着一种新的中国女性价值观？这篇论文的目的是探讨在跨国公司中，中国白领女性认同与跨国公司工作过程之间的关系。自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登陆中国。在逐渐地占据中国市场份额的同时，也催生出一个被称为"白领＂的社会群体。他们一般脱离体力劳动领域，在外企从事智力性劳动。在这个白领群体中，女性占有引人注目的比例。她们被称为"女强人＂、"成功女性＂，也被称为"不安分的女人＂。在许多电视、小说中，她们或者被描述成牺牲家庭、成就事业的新女性，或者是办公室绯闻与性骚扰的主角。但对于她们真实的生活世界以及她们自身对生活的阐释，人们了解甚少。这篇论文着重关注：一个中国女性如何通过在跨国公司的工作逐步转变成为一位白领女性？这种白领女性的认同如何受到工作过程和工作中的权力关系的影响？而作为能动者，她们又如何通过自身的实践来参与建构？正如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作制造人格（Kanter1977）。本文正是从工作与女性这一视角，探讨当代资本主义工作模式与中国女性认同的关系。一、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在对中国女性的早期研究中，宗族、家族和家庭中的中国女性常常被看作是温顺的、依赖的和服从的。父权传统的负载者成为中国女性的主要象征（Wales1967；Lucus1965）。但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近年来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女性尤其是城市女性大规模地进入公共生活领域。许多问卷调查指出：虽然妇女在就业与工作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平等，但随着广泛就业，妇女在婚姻、家庭与社会中的地位比传统社会有了很大提高。女性的权力在有的领域甚至还超过了男性，对家庭收入的支配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沙吉才1995；李小江1994）。但另一些在八十年代开展的微观层面的考察则指出：虽然妇女在现代化过程中较过去取得了更多的自主，但她们在工作中面对的仍然是"传统父权模式在新的工作条件下的复制＂（李泳集1996）。这种与社会主义共存的"新民主的父权制＂（Stacey1983）虽然表现是含蓄的，但其基本的文化逻辑却蕴含在工作女性的日常工作、消遣娱乐以及她们对婚姻与家庭的态度中（谭少薇1998）。不过一些中国本土的性别研究学者认为这种性别不平等存在的原因主要不是由于女性受父权制和男性压迫，而是由于女性和男性都受到国家极权式权力的压迫使然（李小江1997）。并且周华山还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文化中女性一般不作为独立的类别与男性相对立，而是往往被纳入整个社会体系中与阶级、家庭、职业等---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角色结合在一起。因此女性的解放并不是箪纯地反抗男性霸权，而是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和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999）。我们对白领女性的研究也是将女性的认同与她们作为白领阶层及其所属的资本主义工作过程结合起来考察。以往的中国女性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白领女性关注甚少。我们的研究试图弥补这一空白。在对女性与工作的研究中，对女性非正式权力的关注是一个焦点。在现代官僚组织中，女性经常被视为处于劣势，女性被认为是等级工作结构的牺牲品。（例如Rogers1975）。女性的感受常常由于自身的从属位置而受到更多的自我控制，因此要表现得"更乖＂（Hochschild1983），并且努力迎合男性权力拥有者的期望（Scott1985；1990，Kanter1977）。即使她们拥有非正式的权力也会被正式权力轻而易举地摧毁（Scott，1990），但Ogasawara的研究则认为女性在白领工作中不但拥有非正式的、非公开的权力，而且这种女性对男性的权力不是个人性的，而是基于社会的制度化结构，因此男性并不能轻易地剥夺女性的"武器＂（1998）。围绕上述争论，本文的中心议题是试图检视在中国的外企里，上述正式权力和非正式权力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它们对白领女性的自我认同又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