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需要的是思想自立而不是思想投降马乾宁一些人如陈有西先生看来“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过程”。其实呢，看过其文章就知道陈先生的所谓思想解放不如说是思想投降更确切。中国人需要的是思想自立而不是思想投降。中国人需要给思想找个“家”。又如网上看到许锡良先生的文章《中国需要摆脱的两个人》。现引述于此：中国如果要发展，需要从对两个人的迷信中摆脱出来才会有希望。从远古来说，中国第一个要从中摆脱出来的人就是孔子。如果中国人还要迷信孔子，这等于中国仍然生活在黑暗的中世纪以前的世界里，是不可能走出困局的。从近现代来说，中国人要从对毛泽东的迷信中走出来。这一点，从表面上容易做到，但是从骨子里，特别是精神上做到不容易。对这两个人的迷信，说明中国人仍然是处于蒙昧之中，仍然是没有能够以独立的人格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对孔子的迷信或者说对儒家创造的迷幻世界的迷信，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软肋，也是造成中国几千年来处于蒙昧之中的重要原因。如果中国现在还仍然口口声声说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回到孔子的智慧那里去，那就连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中国的进步基本上可以说就是摆脱孔子，摆脱儒家文化影响的过程，摆脱多少就进步多少。这个话听起来有点绝对，也非常不受人欢迎，但是却是一个铁律。曾经受过孔子儒家影响深远的韩国、日本的发展经历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韩国、日本只有接受普世价值，实现民主宪政之后，脱亚入欧，去中国化，让孔子及儒家成为思想文化古董，摆进博物馆，而不干扰政治经济与文化价值观的时候，他们才真正发达起来了。当然，在中国，摆脱会更为困难，因为，中国是孔儒的发源地，因此，我这里说摆脱，不是彻底断绝关系，从客观事实来说，中国人无法完全做到与儒家及孔子无关，但是却可以在主观上做到去尽力摆脱它。---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对毛泽东的迷信，其实是中国弊病的另一个极。中国恐怖文化——法家的现代版。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曾经在“文革”期间极力反对过孔子及其儒家学说，曾经掀起过如火如荼的“批林批孔”运动，但是其反对的目的显然是要使中国的专制极权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让他进一步走上神坛，使全国对他的个人崇拜达到顶峰，从而达到全能极致地对社会每个人进行控制。而儒家的专制显然要温和一些，至少还给专制极权一点温情脉脉的面纱，不使专制极权过于暴露其丑陋的一面，于是这一点温和妨碍了进一步达到全能极致的控制的目的，因此，当然要极力反对。其实毛泽东代表的就是秦始皇中国法家的现代形象，他自己也不讳言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并且自比秦始皇，且要胜他一百倍。同时提出从对两个人的迷信中解脱出来，意味着中国人要开始新的视角的思考，意味着开始走出新路。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来，而且是高质量地生存下来。如果中国人仍然陷入在这两个人的迷雾中，那么只能说，我们这个民族还没有从蒙昧中走出。而且我们的宿命注定了我们只能如此痛苦地生活着。读罢此文忍不住要和许锡良先生说几句。就孔子和毛泽东两个人来说，都可称得上中国的思想家。许先生就目前来讲想造思想家的反，恐怕水平还没达到。以许先生的这种摆脱论说法，中国人真要如此的话真成了思想上的无家可归者。五千年的中华文化更别说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人就成了思想上的流浪汉。所以说就中国今天的现实而言是急需要给中国人的思想找个家，找个归宿。中华需要思想文化的自立自强。1840年的鸦片战争失败对于中国人来讲损失是惨重的。这个惨重的损失就在于中国人失去了原来的社会政治思想，而又彻底臣服于西方社会政治思想上。即使到了今天，中国所谓的社会精英们还是趴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脚下，缺少自立。而令人气愤的是如张维迎等不仅趴在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想脚下崇尚丛林法则的自由主义，还要胡说八道的篡改老子的思想。说老子是世界上第一个自由主义者。---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张维迎的这个说法源自西方人对老子的理解。魁奈将老子的无为翻译成“自由放任”张维迎就鹦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