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讴歌走向多元文化视角下的新中国战争片杂志网论文导读:：我们对新中国战争片的叙事进行梳理。从讴歌走向多元：文化视角下的新中国战争片。论文关键词：新中国战争片，文化视角自新中国成立至今，战争片是中国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变化，新中国的战争片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我们对新中国战争片的叙事进行梳理，也同样可以反观出中国社会文化的大致进程。总体来说，新中国战争片的文化进程大致有四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战争片是政治文化下的英雄赞歌；二是文革后到80年代初战争片的文化反思；三是80年代战争片对战争的“在场”体验；四是90年代以来，战争片呈现出文化多元的繁荣。一、建国伊始的英雄赞歌新中国的成立，开始了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新时代，这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伟大盛典。为了庆祝这一盛典，电影行业与全国其它行业一样以实际行动向新中国的诞生献礼。缅怀过去的峥嵘岁月，悼念为国家和民族解放事业献出生命的战友，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珍惜保卫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成为电影的主题。于是战争片天然地成为表现这些主题的第一选择：国家支持拍、创作者乐于拍，观众喜欢看。1、英雄成长故事解放使人民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但如何投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对普通民众来说本身也是一个成长的政治课题。为了缅怀在解放大业中逝去的英雄杂志网，也为了给普通民众提供成长的范本，17年时期战争片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表现英雄在政治上的成长历程。英雄出身于受尽剥削压迫的最底层，当他们被逼至绝境的时刻，拯救者（党的代表者）将他们救出，并指给他们人生的道路。如《中华女儿》中的胡秀芝和《红色娘子军》中的琼花。“反动派穷凶极恶，老百姓苦难重重。解放军神兵天降，受难者重见天日。”[1]（64）被---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拯救者参加了革命的队伍，并在经历了挫折后，如琼花和董存瑞（《董存瑞》），在引路人（冷云、洪长青、老班长等）的指引下在斗争中迅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无产阶级战士。“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2]（118）2、英雄的泛化在17年的电影创作中，除了偶有已牺牲的真实英雄人物得到表现（如赵一曼、刘胡兰），我军的高级将领和领袖都未以具体形象出现在银幕上，职务最高的可能就是《南征北战》中的军长形象了。[3]战争片中的英雄大都是电影工作者“虚构”的艺术形象。“虚化”的艺术形象和相似的成长故事使得战争片中的英雄们具备较多的共性，产生泛化效果。泛化首先突出表现在对英雄群体的塑造。许多战争片中的英雄不是一个而是群体，虽然个体在故事中均有比重不一的塑造，但革命战士的本质属性是相同的。其次，即使影片较为集中地刻画了英雄个体的形象，但当英雄经历了成长、取得了胜利后，英雄的个体往往也会融入到群体中去，使英雄的个体形象泛化为群像。比如《红色娘子军》的最后，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的琼花，在激昂的歌声中走入革命队伍，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类似场面不断重复，其中的政治文化寓意指向明确：正义最终会战胜邪恶，胜利属于英雄所代表的人民。[4]（113）二、文革后战争片中的文化反思在十年文化的浩劫中，人情与人性成了资产阶级的代名词，表现战争的苦难与悲欢离合是“对社会主义的恶毒污蔑”杂志网，人物的亲情爱情一律是“资产阶级的毒草”。在文革后到80年代初，随着电影理论研究的热潮涌起，国家对电影创作的鼓励，一批视角新颖，弥补十多年来人情与人性缺席的电影新作与全社会的文化反思浪潮共同涌起。1、细腻深入的人情、人性美的诉求电影《小花》以革命战争为背景，以战争中人们的生离死别为主线，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母女与兄妹的亲情，也若隐若现地尝试了爱情的表达。全片剧情紧紧围绕着“情”，表现手法非常现代化，打破了传统的线形、单向的叙事套路，用闪念、回忆等“意识流”手法表现人物心理，对人情、人性美的诉求。电影《今夜星光灿烂》从一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