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一个村庄的食堂记忆来源：南方周末2007年9月27日撰文：党国英参与调查人：曹子坚、魏巍、贾云鹏当1958年的政治疯狂来临时，农民用装穷的办法对抗这种疯狂已经完全没有效力了兴办公共食堂只是1958年一系列浪漫主义狂热举动中的一项。当今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我和旅美经济学家文贯中先生曾谈起这件事情。他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认为我国1960年前后发生的大饥荒与公共食堂有密切关系。其他学者也有一些别的看法。我也听到过少许年轻学子的看法，认为1958年的制度剧变是我们过去一系列光辉业绩的一部分。公共食堂兴办过程其实有两个阶段，先是不让所有人民公社社员家里做饭吃，而在公共食堂放开肚皮吃；后来因为粮食发生了问题，就限量供饭。不同地方的粮食状况不一样这两个阶段的时间界限也不同。究竟公共食堂的兴办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也想搞清楚今年8月，我和兰州大学的几位师生到华北一个村庄做了一段时间的调查，访问了一些年长的村民，也在县档案馆查阅了一些历史档案。办食堂前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华北村庄，坐落在河北省的南端。村庄的东边就是古卫运河的河道，一些老人还记得当年河水充盈，现在已经完全干涸了。但这条河流上的漕运孕育了这里的粮食贸易传统，使这块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这里历史上粮食产量很低。有老农说，现在一户农家的粮食产量抵得上那时半个村庄的粮食产量。1958年，政治形势早已稳定，但当时的农业科技还没有明显进步。从官方资料看，当时小麦平均亩产135斤，玉米和高粱平均140斤，红薯平均1600斤。粮食紧缺，农民想了一个办法，用麦子换高粱。兑换的比例令我惊奇，一斗高粱能换一斗二升麦子！为什么这样不合理？老农解释说，因为高粱难吃，人吃得少，就能节省粮食！一位已经七十多岁的地主的后代告诉我，他的爷爷在家里吃饭最受优待，但每年也就能吃到几次白面馒头。粗粮是他们的主食。地主家尚且如此，其他农户家就可想而知了。中国改革开放前，日子最好过的是1953年—1955年，农民这样回忆说。生活改善的主要原因是随着战争的结束，横行乡里的土匪流寇被消灭，社会安定了，农民得以安心生产。土改前，这个村庄几乎所有的“贫农”都有土地，少则五六亩，多则十几亩；两户地主家的土地多一些，但他们人口也多。面对土匪流寇，地主的命运比少地的农民好不了多少，他们也不愿意多置地产。总体看，这里没有明显的土地占有上的两极分化。中国旧时代的匪患对农民的影响，常常甚于阶级分化的影响，这与后来教科书告诉我们的情形很不相同。随着合作化运动开始，农民的生活水平开始降低。土地瘠薄，没有劳动者的精耕细作，粮食产量必然下降。农民说，玉米从播种到收获，要锄8遍草，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监督这样的劳动是非常困难的。从1957年开始，政府就号召提高农产品产量，干部组织生产队大量种植地瓜（红薯），粮食种得少了。没有可靠资料表明1957年全县究竟种了多少地瓜，但1958年的情况比较清楚。这年全县种棉花24万亩，种粮食作物50万亩，其中地瓜竟达---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38万亩（春地瓜10万亩，秋地瓜28万亩）！这种农作物播种的指令性计划严重背离了当地的农业传统（历史上这里种红薯的土地面积只占总面积的2%左右）。从农民的回忆以及全县的一般情况推断，这个村大部分土地也种了红薯。1958年春天，办公共食堂的指示开始执行。先做的事情是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收到公共食堂。那时，大部分农民家里只有30斤左右的粮食。多的也不过二三百斤，这样的户数有三四户，所以收到的粮食吃不了多久。当时的会计现在七十多岁了，他回忆，干部从他家里拿走十几斤黄豆，七八斤带皮谷子，还有红薯干三四十斤，黑南瓜二百多斤。他还说，1957年的时候，农民每家每天也就吃3两粮食。成人吃稀的，学生和老人吃稠的公共食堂刚开始办的时候，是放开肚皮吃，但因为粮食很少，也就不敢精米精面地吃。成人吃的饭是粮食与地瓜干混合煮的饭，比较稀。儿童在幼儿园有专人看管，是为了让妇女有更多的时间下地干活。干部们做了一个决策，给儿童、小学生和老人吃稠一点的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