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姆逊：现代性的幽灵译/张旭东现代性问题无处不在我在这里提出我对现代性问题思考的四点提纲：1、我们必须把现代性概念历史化、阶段化。2、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叙事范畴。3、一种拒绝叙事的手段就是坚持从主体性的角度看问题（它的题旨是主体性是不能够被再现出来的）。只有现代性的历史境遇才能够获得叙事形式。4、任何有说服力的现代性“理论”都必须认真对待后现代性和现代性的断裂这个假设。在我们当前的语境里，在充分后现代性条件下，当我们面对种种过时的东西的回归或重新发明，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现象无疑是最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因为重新回到我们眼前的不是别的，正是我们天真地以为早已被超越了的现代性本身。现代性不但没有被超越，而且正在世界各地大举登场，在拉丁美洲，在前“第二世界”（按：前苏联及其卫星国）的政治讨论中，现代性问题更是无处不在。与此同时，西方却在以一种明显的后现代的方式庆祝自己所谓的胜利，它认为自己最终克服和超越了老式的现代主义乌托邦和强调生产的价值观；它宣扬意识形态和历史的“终结”；它以一种唯名论的教条鼓吹特殊性和差异性。在所有这些议论中，人们似乎不再关心这些看法是左派的表述还是右派的表述。事实上，抹杀任何左与右的区别正是后现代修辞术的核心所在。如今，一切现代或“摩登”的东西都好像被人从货架和橱窗里剔除干净，现代性不但从大众媒体中功成身退，甚至在知识界，除了个别吵吵嚷嚷、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人们都在忙于自身的“去现代化”（demodernification）。那么，重新亮出“现代性”的招牌目的何在呢？只要我们觉得它不仅仅是整理刚刚消逝的过去的老老实实的文献学和编史学兴趣，我们就有理由怀疑，这次古老的现代性在当代语言里痼疾复发，真正患的其实是一场后现代病。可以说，这是一场对现代性的重新铸造和重新包装，以供它在知识思想市场的大量生产和重新销售。这里有社会学这样的大品牌，也有五花八门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讨论。有很多种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但没有哪个理由可以充分说明这一发展的根据。在那些已经站稳了脚跟的学术专业里，后现代性变成了一个名声不好的观念，因为后现代性一些较为棘手的后果，比如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新一轮理论化工作，女性主义、对价值相对主义和社会现实之“构建性”等观念的接受，现在都已经有目共睹。所以即使人们不信任历史阶段化的思维方式，也会觉得现代性概念显得很学术，很体面，因为现代性概念不可避免地会把它自身的谱系追溯到社会学的奠基人那里去。事实上，社会学研究领域本身就是和现代性概念一同出现、相伴为邻的。但这下面还有更深的动机，更大的好处，直截了当地说，它们来自全球市场，包括全球性的观念的市场。现代性概念无法逾越的一个方面就是现代化的概念，而现代化概念本身的出现要晚得多，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产物。至少在“摩登时代”，现代性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同技术发生关系，因此它也就和进步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给予“进步”的意识形态以沉重打击，特别是在同技术相关的进步概念方面。更不用说自19世纪后期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们自己就对进步概念有过严肃的、自我批评式的怀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现代化理论使资产阶级的“进步”概念起死回生，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同时，在一些国家，现代性和现代化则被赋予一个新的、不同的含义，那就是赶超西方，特别是西方的工业。环境保护主义运动，某些女性主义者，和不同类型的西方左翼运动都对“进步”和工业化持批判态度。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历史业已终结，如果我们把关于未来的想象和激进的社会变革从我们的政治思维中剔除出去，我们就无法形成任何有吸引力的政治纲领。而现代性概念的复活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说，它看到，在今天，现代化、工业化（尤其是电脑技术普及之前的重工业发展）“对大自然的蹂躏”都已受到人们的质疑，于是它就要告诉你，那些所谓的“欠发达国家”想要的大概是纯粹的“现代性”本身。它这么说的时候全然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今世界上，所有能维持下来的民族国家都早已在一切可以想象的方面，首先是技术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