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患者知情同意权的现实困境及应对策略王彦解决医患矛盾冲突的深层次问题，仍需要深入研究患者知情同意权这一重要命题。本文分析了患者知情同意权学理基础、特殊性及现实困境，从制度、医改、管理、信息化技术、教育培训等角度提出患者知情同意权落实的对策措施，以此促进医患关系和谐。随着世界人权运动的发展，患者知情同意权从保护患者接受合理人体试验，逐步发展到患者在接受诊疗的全过程知情同意保护，且作为患者接受医疗的前置性法律问题来对待。患者知情同意权是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一项最核心、最基本的权利，这项权利与患者生命权、人格权、健康权、隐私权和医疗行为的合法性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生命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提出为保障病人权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和法律支撑。但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有效实现仍面临着许多难题，患者知情同意权在学理上处于难于清晰界定的地位，这是由其自身所关联的特殊性所决定的。需要从多个维度研究解决，促进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实现。一、患者知情同意权的特殊性（一）患者就医的被动和无奈因为生命的珍贵性、唯一性和不可逆性，患者的每一次诊疗，在患者心中都等同于是将生命托付于医师，这种高昂的信托代价和心理预期，对于患者是生命本能，而对于医师却是远超其诊疗行为和责任的。医护人员出于职业技能和岗位分工，就患者某一病征而采取治疗措施，尤其是在西医诊疗模式下的分科室接诊医疗过程中，并不是把患者整个生命和健康的责任完全承担。但实践中，由于生命的特殊性和治疗的关联性，这种医师的有限服务与患者的无限期望始终是矛盾的，病人最终还是要通过对医师的配合来接受这一客观事实。在当前的医疗技术和医疗管理模式下，这是患者面对疾病和生命健康的被动选择。（二）医疗专业本身的局限性人类对于疾病的战胜还处于被动状态，医师的职业本身是已知对未知挑战，许多结果无法准確把握。由于医学技术的局限性，医师在专业判断环境中为患者进行“恰当的”治疗，至于“恰当”的标准，这与医师的专业性甚至是整个医疗研究的科学性有关。由于疾病的复杂多样性、医疗技术专业性，医师可以选择诊疗模式，但却并不能百分之百确定治疗的效果。医生对患同一疾病人群进行专业性治疗，但不能确定所有人的治愈效果是相同的，治疗的效果取决于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医疗技术的局限性使得医学面对个体时又是不确定的。医疗效果的不确定性与患者明确的康复期待存在冲突。（三）医疗行为是把双刃剑人的身体和生命机能属于复杂系统，在人类没有完全探析清楚的情况下，医疗是在摸索中前行，具有高度的风险性。医疗行为无论大小，其本身对人体都带有一定的侵袭性，可能会对患者健康和身体造成一定伤害，更为严重的可能危及患者生命。“是药三分毒”的观念使得患者在接受诊疗过程中处于一种防御的心态。然而，医疗是为战胜疾病而产生的，医疗的最终目的是治病救人，而且大部分疾病是在医生诊疗中才得以治愈的，尽管侵袭和创伤难以避免，但康复是占主要地位的。医疗特殊性要求患者尊重这种客观事实，在追求治疗康复的同时也应合理承受其局部侵袭性，尊重、理解和信任医师的治疗过程。（四）脆弱的医患信赖模式医师与患者受到医疗行为特殊性的影响而变得复杂。首先，在医患关系中病人处于健康问题或生命危险之中，患者求医行为隐含着对医师有较强的依赖心理和渴望治愈心理，认为医师应当而且有能力治愈其疾病。其次，由于疾病的复杂性和治疗的专业性，患者缺乏专业基础知识，信息不对称，难以深入理解治疗所采取的措施，对于医师的治疗行为停留在浅层感性认识上，容易产生怀疑而动摇对医师的信任。再者，患者有义务配合医师的治疗、向医师提供真实信息、改变不健康的行为、尊重医务人员，需要在医生指导下对自己的治疗作出负责任的决定。不同患者对医师配合程度差异性很大，这些都为医患信赖模式带来了现实考验。（五）重压之下的疲惫医师受医疗资源分配紧张影响，医师处于高压工作状态，除了要将患者利益放在首位之外，还要考虑教学研究、节约医院开支和加速病床周转率、增加医院和医务人员收入等问题，医师职责的多重性与患者权利的多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