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批判——评中国古代“内圣外王”思想对中国文化之影响土木院2002级给排水3班杨鹏20020130325学完“岳麓书院与湖湘文化”的课后，自己深感中华文化之博人精深，对于规定的论文一下犯了难，不知从何着手，好像处处可写，又好像处处皆不可写。掩卷而思，忽然想起前一阵子看的一篇关于中国古代“内圣外王”思想的介绍，颇有所感，遂决定在白己的结业论文中浅谈一下个人观点。之所以是“个人观点”，一是因为鄙人不是专家，所言不登人雅之堂；二是因为专家必不和本人一般层次，这样的问题是不屑一谈的。“内圣外王”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远影响的儒家思想，更确切的说是一个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深远影响的儒家思想。所谓“内圣”，也即修身养性，追求圣人之德，大人之境；而所谓“外王”，也即匡扶天下，成就王佐之业，不世之勋。“内圣外王”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追求之最高境界，实为历史上无数文人儒士之梦想。例如，青年时的毛泽东对这一思想便极为推崇，在他眼中“古圣”范仲淹和“今圣”曾国藩实为“内圣外王”之典范。我觉得，在早先的儒家思想中“内圣”与“外王”是并重的，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孔圣人曾言管仲“知仁而不知礼”，虽然“仁”“礼”二字与“内圣”“外干”之意不尽相同，但从他老人家《论语》中的原文来看“不知礼”显然是说管仲不遵周礼，道德品质上有问题，而“知仁”显然是孔老大子在认为管仲有道德作风问题的同时对其辅佐齐王，六合诸侯的王霸之业的肯定。孔子之后孟子也有肓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可见在先贤的心想中“内圣”与“外王”并无先后次序与必然联系。然而宋代之后，“内圣外王”的思想却有了变化。宋代程朱理学主张知识分子当首先追求自身之心性，德操，然后方成就天卜之业。如朱熹就曾言：“存天理，灭人欲。”在他们这里，“内圣”变成了“外王”之基础，不“内圣”无以“外王”，“外王”乃“内圣”之最终口标。住他们的逻辑当中，“内圣”成了“外王”的必要条件，而“外王”是“内圣”的最终归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在前，“治国平大下”在后。我们可以：将他---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们的思想这样通俗地说，一个人要想成就伟人功业，就必须有如圣人一般良好的道德操守，而只有有良好的道德操守的读书人才能最终成就“使海县消一，寰宁人定”的大业。我以为，这思想的本身是好的，知识分子当然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不然，一个道德败坏的知识分子只能为己谋私，危及国家与社会。但思想道德素质的高超并不代表其便有安邦定国之能．便能成为国家成为社会的栋梁。“内圣外王”思想演变的结果，使得中国至宋而后的知识分子，人都有读经背史之能，而无经世致用之才，以至于满清入关，国破家亡，众多儒生只能痛哭流涕，一死以报君王，而无一人能有所作为，为君分忧，以至有人叹曰：“百无一用是书生。”套用诸葛孔明的话说是“卜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腐儒是尔。”究其原因，根在程朱理学对“内圣外王”之新解。这样一种“内圣”为“外王”先决条件，不“内圣”无以“外王”的思想误导了此后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为求圣贤之道，不重实际问题的解决，空谈心性。他们学的不是经世致用之才，而是克己立身之道。张载有言，知识分子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丢弃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根本责任，舍本逐末，去追求空泛的心性。此行虽能“独善其身”，然无以助天下。至宋以后，中国文化等各个方面缺少创新，缺少人的发展，不能说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僵化没有关系。我以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学以致用最为关键，无用的东西学了于己何用，于社会何用，于国家何用?知识分子的个人道德素质当然关键，但道德素质不代表一切，更不代表道德素质高便有经天纬地之才，也就是说“内圣”不一定“外王”。空谈心性只能这些知识分子们走入误区。孔圣人乃一代圣贤，试问他如此“内圣”，能成秦始皇鞭策寰宁，一扫六合之功吗?曹操曾几下求贤令，言明德操上虽有缺陷但确实有才之人可破格提拔录用。孔明也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