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头衔背后的学术特权更值得关注最近曝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正敏涉嫌学术造假事件，再一次将院士制度改革推向了风口浪尖。笔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反复指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的核心是院士头衔去利益化，如果不剥离院士头衔附加的学术特权和学术利益，将很难纯洁院士这一最高学术荣誉，也难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我国院士评审、管理、使用，近年来之所以饱受社会舆论质疑，就因为院士严重利益化。本来只是最高学术荣誉的院士，变为了最高学术特权的拥有者。当选院士不仅是本人的荣誉，还由此获得相应的学术待遇、学术特权——在重大课题申报中，院士拥有特权，与此同时，院士还是各种评审的负责人，而鉴于院士的学术权威，院士所在机构也把申报院士成功作为重要的政绩，同时充分发挥院士在申报课题、申报成果奖项、组织评审评估中的作用，其他的机构也争相聘请院士兼职，意图很明显，就是看重院士所拥有的学术话语权。这不但败坏院士的声誉，而且对整个学术界也是伤害。试想，如果院士候选人和其所在机构为争夺院士头衔，而对申报材料进行包装、弄虚作假，进而公关院士，这会给其他学者呈现怎样的形象？那些靠包装与公关“上位”的院士，在此后的学术活动中，能坚持公平、公正吗？是否会把包装、公关视为正常？在课题立项、学术评价中，不管院士有无学术能力，都高人一等，这可能倡导学术平等竞争、鼓励青年学者坚持学术理想吗？利益化之后的院士制度，非但没有起到对学界的激励作用，反而成为近年来的众矢之的。在院士头衔之外，我国其他一些学术头衔也存在利益化情况，形成了一个学术头衔利益化的链条，比如，“长江学者”头衔。本来，设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初衷，是为了给青年学者以支持，让他们安心做学术研究，可是，这一计划却演变为一名学者入选为“长江学者”，还没有启动研究，就被广为宣传，学校也将其入选作为人才建设的政绩。至于“长江学者”在聘期内究竟做出了什么研究成果，大家却不关心；还有的“长江学者”已经不再聘任，但依旧以“长江学者”之名行走学术江湖。而效仿“长江学者”由各地政府推出的“山水学者”等其他各类人才计划，被人调侃为“把我国所有名山秀水都污染了”。重视头衔，拿到头衔之后，就靠头衔吃饭，这和我国的学术管理和评价机制有关。其逻辑和课题的立项是一致的，设立课题项目的目的，是为了资助相关学术研究，但现在，无论高校还是科研院所，都把申请到课题本身作为学者的“成就”，在年度考核、评审职称中，把申请到多少国家课题作为重要指标，问题是，申请到课题，只是获得资助，并没有出研究成果，这怎么能成为学者的“成就”呢？这种学术管理和评价体系，导致一种荒谬的景象：学者们花大量时间去申报课题、入选计划，可是，在申报到课题、得到资助之后，却不安心进行学术研究，而大家也并不关注其究竟进行了怎样的研究，所谓“说过了（填过表格、谈过研究思路），就是做过了，做过了，就是做好了”。而有的学者不去申报课题，专心做学术研究，取得了同行认可的学术成果，但评价体系却不认可，原因是其没有申请课题，在课题这一指标上不合格。这就好比一个农民，用自家的有机肥认真种地，种出一片好的庄稼，却被认为是不合格的农民；而另一个农民，花心思去申请国家化肥，弄到化肥之后就倒在地里，根本不种庄稼，却被评为年度最优秀农民而加以奖励。很多人常疑惑，为何如此背离常识的事会发生？当学术评价缺位，学术规则被利益规则和行政规则所替代，学术常识不再，大家追求的就不再是学术，而是利益。学术头衔和学术评价的严重利益化，根源在于我国当前实行的是行政评价而非学术共同体评价，对学术实行的是行政治理，而不是“学术自治”。在学术机构之外，政府行政部门主导各种课题资源的配置（这被称为纵向课题），掌握着评审、评价权，这就为权力寻租、权势交易提供了空间。而在学术机构之内，行政力量又主导内部的学术资源配置，以行政权干涉学术权：一方面，为追求现实的政绩，用一系列行政指标要求学者，导致学术急功近利；另一方面，行政领导自身以行政权谋求学术利益，权力通吃，败坏学术风气也滋生学术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