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他中过秀才，早年学习英文、日文，研究哲学、文学，受到叔本华与尼采哲学的影响。1907年起，他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王国维的学术著作以史学为最多，文学为最深，文字学为最基本，并涉及其他许多方面。其研究殷周制度史、宋元戏曲史、古文字学等方面的成就都是空前而且超过了同时代学者的。1925年任清华研究院教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王国维于1927年6月2日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投湖自尽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震动，人们在痛惜他“中道而废”之时，更竞相揣度其自沉的原因。70余年来，猜测、推论，诸见纷陈而时有新见，又因各执一隅而难成定论，遂成20世纪中国文化界一大“公案”。王国维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他死前并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16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难以确论的“谜面”“王国维遗嘱”写在一张长24.8厘米、宽15.5厘米的信纸上，是写给他儿子的。全文如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研究者认为，王国维自沉年代正值中国社会处于激荡变革之际。1924年，冯玉祥兵临北京，逊帝溥仪被逐出宫。1926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后，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之地草木皆兵。此时，王国维任教的清华校园也失去往日宁静。二．王国维死因之多种说法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学术界臆测大致又分几种：一为“殉清”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王国维始终不肯剪去辫子，不仅自称“亡国之民”，而且其著作及书信对清室始终以“我朝”、“本朝”、“国朝”、“大清”相称，无一例外。可见，他始终以清朝遗老自居，其忠于亡清的态度极为坚定。1917年，王国维曾经热切期盼张勋等复辟成功，并为清朝的复辟做过详细的谋划。此后，他又在其《库书楼记》里明确表达了“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的期望。1924年，王国维在其《筹建皇室博物馆奏折》和《敬陈管见折》里，又分别要溥仪“益崇圣德，务广圣学……以俟天心”，再次流露出对溥仪“得国”，成为“中国将来之共主”的希冀。清朝被推翻时，王国维曾感叹“汉土由来贵忠节，而今文谢安在哉”。其中的“文谢”指文天祥、谢枋得。后者于抗元失败后拒不出仕，绝食而死。张勋复辟事件失败时，王国维曾认为参与张勋复辟事件的康有为、沈曾植等“北行诸老”恐“只有以一死谢国”，“如再觍然南归，真所谓不值一文钱矣”。既然如此，王国维自己身为人臣，便必然守忠贞之节，如果需要，自然“以一死谢国”。而在王国维自杀以前，也曾经不止一次地流露过“殉清”的念头，例如，他在1924年“甲子之变”时曾“援君辱臣死之义，欲自沉神武门者再”。在1925年8月，他又曾说到“事到艰危誓致身”。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时间，正是冯玉祥军队逼溥仪搬出故宫，避居“日使馆”，又转天津“张园”之后。而王国维为清朝遗老，此前还曾“奉召入宫”，做了溥仪的“五品衔南书房行者”，实即溥仪的“老师”兼“图书馆馆长”，如此种种，完全可以说明王与溥仪的关系之密。其至死仍留一条辫子的举动，更表达了对溥仪的国士知遇之感。由此推论，王国维死于“殉清”，也并非捕风捉影。其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导致最后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更有人进一步考证，认为王国维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