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晚清时期的外交思想摘要:梁启超的改良宏图虽然没有成为现实,但是其影响力从戊戌变法之前到民国建立之后相当一段时间都在国内得到了体现。但跨度较大,不易把握。因此笔者选择晚清时段来研究梁启超的外交思想,意在说明梁启超从参与变法到逃往东渡再到清朝将亡时他的思想变化过程,是随着对各国尤其是日本的认识深入开始变化的。关键词:梁启超;思想;日本:978-7-5369-4434-3(2010)02-075-02梁启超出生于1873年,广东新会人。是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位“学识渊遂、冠绝等伦”[1]政治活动家。通过对梁启超的研究,我们可以窥见清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一提到梁启超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就使我们不得不想到戊戌变法。但这方面的情况大家已经熟知,在此不再敖述。重点要说的是他的外交方面立场和主张。与梁启超渊源最深的国家莫过于日本了。从鸦片战争开始,传统的中国在西方海盗式的扩张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2]戊戌政变发生后,他为了躲避清政府的通缉逃到了日本。从戊戌变法的维新派到辛亥革命的保皇派,可见其政治立场总是在激进和保守中徘徊。所以郭沫若曾这样评价过梁启超,“平心而论,梁任公(梁启超号任公)地位在当时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活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些兴气锐利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梁启超对于列强强加给中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的态度鲜明,尤其对“领事裁判权”的法外治权忌讳很深。在当时,全世界只有中国和土耳其两国才被强加这等如此无理的条约。梁启超除了在袁世凯的内阁中与熊希龄商议如何废除此条约,他还关注关税、租借、内河航运等权益。梁启超提出:区分各国并选择时机修改甚至废止种种不平等条约的观点。并撰写了《为改约问题敬告友邦》来提醒世人。针对很多不平等条约牵扯不止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梁启超主张既不能拖延时间太长又不能操之过急,可以针对每个问题逐个与西方列强进行磋商的斗争策略。后来梁启超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就适时地提出,应顺应民意及时与英国和日本进行商谈废约之事。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使高傲的“天国”从迷梦中猛然惊醒。梁启超认为面对这么一个新兴的国家之所以能转变的这么快,完全是由于变法所致。中国应该学习日本的变法。1898年《马关条约》刚刚签署三年,墨迹未干之际,清政府邀请原首相伊藤博文访华,并作为推动中国改革的“顾问”,这与维新派人士主张“不妨以强敌为师资”有重大关系。[3]在鼓励光绪帝进行变法之时,就多次以日本明治维新成功来劝说。并夸下海口说:“吾今取至近只日本,察其变法之条例先后,则吾之治效,可三年而成。”而且梁启超还把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同维新变法相比较,他说洋务运动无论从军事工业还是民用工业都主要是从经济上变革,没有在政治上有任何作为,尤其是官制。当时清政府的统治可谓弊端百出,而整顿又可以说是刻不容缓,所以这个理由是为后世所称道的。他后来主张广设译局,主张有识之士学习日文,因为要知道西方其他国家强盛的方法,势必要通过书籍来了解。但是西方的文字和汉语的体系大不相同,所以读懂西方的文字非三年不可。因而梁启超主张学习日文,因为当时西方的书籍很多都被翻译成了日文,并且日文与汉语有许多相似之处,所以中国人学习日文只需半年就可融会贯通。这个观点在他的《论学日本文之益》中充分表达了出来。所以当时的日本既是梁启超心中的学习对象,又是一座学习西方的桥梁。梁启超非常欣赏和羡慕日本各个学科的飞速发展,日本的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在当时的国内基本空白。所以他批评中国在戊戌变法前只翻译日本的兵法和艺术,也就是他说的没有学到日本明治维新的精髓,所以导致中国对日本的诸项改革毫不知情。梁启超到达日本后深刻反思戊戌变法的失败,他认为首要原因就是“布新而没有除旧”,其次变法也只要侧重在开学校、育人才、变科举、变官制上了,很难在短期内对时局的发展有大的影响,这也就与他变法三年则成相互矛盾。梁启超还非常敬佩日本善于学习,尤其是能很好的学习和吸收西方国家的强国方略。所以他大力提倡中国也应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