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与民本思想的区别【摘要】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以人为本”，从用词和思想上都继承了民本思想的合理之处，但又与之存在着本质区别。主要体现在所针对的问题、价值观、历史观以及实现路径的不同上。对“以人为本”与民本思想进行区别，不仅有利于深入理解“以人为本”科学内涵，还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意义。【关键词】以人为本；民本思想；区别【作者简介】陈方刘，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上海200233【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12)12-0034-05坚持以人为本，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春秋时期的管子就提出：“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开创“贞观之治”的一代明君李世民曾对侍臣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贞观政要·务农》）但中国传统人本思想更多的表现和实质是民本思想。实际上，无论《管子》还是《贞观政要》，都很少使用“以人为本”这一概念，而大量论述的是“民本”，这里的“人”就是指百姓、民。例如，管子在《牧民》中说：“予之为取，以民为本。”齐桓公问管仲：“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日：“齐国百姓，公之本也。”（《管子·霸形》）因此，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以人为本思想，主要应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以人为本”，从用词和思想上都继承了民本思想的合理之处，但又与之存在着本质区别。一、针对的问题不同民本思想孕育于神本思想当中并作为神本思想的对立面而出现的，相对于西方文化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更重视人，并较早实现了从神本向人本的转变。自西周开始，神本思想发生了动摇．民本思想开始萌芽。鉴于夏、商两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周初的统治者一方面继续延用“天命”来说明周朝代替殷商的合法性，周公告诉殷的旧臣们说：“肆尔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尚书·多士》另一方面又认为“天命”虽然是存在，但只赋予“有德”者。周召公在解释为什么同样号称“天命”所在的殷商却被推翻的原因时说：“有殷受天命……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诰》）而“有德”的主要体现之一就在于保民上，虽然“小人难保”（《尚书·康诰》），但要想永坐王位，必须“敬德保民”，他告诫成王说：“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召诰》）周公也说：“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尚书·梓材》）这一思想后来被儒家继承和发展，对中国政治思想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但周朝同样没有逃脱历史周期率，后期的统治者已经不知稼穑之艰难，横征暴敛，残酷收刮民脂民膏，终于激起政治暴动。伴随着像夏、商两朝一样号称拥有“天命”的周朝的衰变，“天命”的权威性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怀疑，民间甚至出现了怨天、恨天和骂天的社会思潮。《诗经》中所谓“变风变雅”的一部分诗歌反映了这种时代精神，如《诗经·雨无正》骂道：“浩浩吴天，不骏其德。”有的甚至连祖先也不相信了，《诗经·四月》抱怨说：“先祖匪人，胡宁忍予？”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开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激烈地斗争中进一步看到了“民”的重要性，推动他们更加理性地思考“民”与“神”的关系，使本来已经动摇的神本思想日益瓦解，民本思潮逐渐形成。随国大夫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宋公要用人来祭祀，子鱼反对说：“古者六畜不相---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左传·僖公十九年》）“民，神之主也”的观点虽然没有否定“神”的存在，但在“民”与“神”的关系上却发生了颠倒，即“民”上升到主导地位，“神”成为“民”的从属了。虢国的史嚣更是进一步指出，虽然“神”是存在的，但这个“神”要“依人而行”，迷信“神”是国家将亡的征兆。他说：“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