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改革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是成功的，但并未完成转型；真正的市场经济所必需完善的宪法与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硬约束”的破产机制这两个前提目前仍不具备。20多年经济改革成功的路径既可以说是“渐进”的，也可以说是“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从战略的角度来说，走的是一条特殊的“政策之治”的路径。改革以政府、政策为主角，其目标是寻求短预期性和效率公平的关系。保证了中国改革在一条平缓、灵活、绕开改革的死结、追求立竿见影、机会主义和以社会稳定为前提的道路上发展，但也阻碍了“依法治国”和普遍性的游戏规则的施行，并诱发了就业、三农、两极分化、腐败等问题。经济市场化程度呈现不平衡的特点，资本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最低。由政策之治迈向法治之治将是下一步的改革战略抉择。法治的作用一是约束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二是约束经济人的行为，实现秩序公正。在改革的关键性的“决战”阶段，法治与人治的深层次矛盾将变得明显。2010，中国经济如何转型？在中国近代发展史上，30年似乎是一个宿命的周期。1919年爆发新文化运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革开放是1978年底的三中全会决定的，但真正启动也到了1979年。2008年结束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总结，改革开放的第一个30年过去了，2009年将进入一个新的30年。而当时改革也已经陷入停滞期，亟待新的改革动力。万众瞩目，在2009年这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上，中国将如何留下闪光的烙印。只是金融危机的冲击波改变了所有预定的轨道，2009年，最终成了无比匆忙的一年，为了阻止经济的大幅下滑，刺激经济增长，中国政府不得不祭出应急之策，擅长的和容易见效的刺激投资成了宏观政策的首选，而无暇顾及治本之策和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2009年第三季度，中国宏观经济终于止跌回升，随着第四季度继续反弹，保“八”已无悬念，中国经济企稳回升局面已基本形成全球经济最坏的时期也已经过去，但局面并不像一些人想的那么乐观。随着经济的企稳，中国模式发展到现在固有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2009年应该做而无奈之下没有做的都留给了2010年。作为“十一五”计划的收官之年和“十二五”计划的谋划之年，2010年将取代2009年为新的30年奏响序曲。旧的发展模式走到尽头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年的改革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那么作为后转型时代的新的30年改革，必将触及深层次的体制矛盾，以前因为困难重重而被推迟的改革已经避无可避。前30年改革增长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数量扩张，而且主要增长不是靠技术进步，而是靠投入。旧的发展模式在“九五”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人质疑，只是当时中国经济依然平稳高速增长，还没走到非转型不可的程度。当历史驶到“十一五”末，投资对经济的拉动能力在减弱。一些投资更被认为是自我循环，除了能提高GDP外对经济发展几乎没有其它好处。根据测算，如果2009年的近10万亿信贷全部转化为增长，那就是35%的GDP增长。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认为，近期中国经济增长不需要那么多货币，现在明显的货币供给、信贷投放过多2009年实际GDP的增量仅1.6万亿左右，而信贷投放近10万亿元，多余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或继续造成房地产泡沫，这是中国经济目前的主要问题。2009年的高增长只是在经济刺激政策下沿着原有轨道的增长，同样是数量的扩张，而不是高技术含量的自主创新，更没有明显的产业升级。虽然高端制造业发展不错，但自主品牌很少，许多是合资生产的，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不足。城市化水平只有46%，社会结构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增强消费的拉动作用，成为主导内需的动力，使中国经济从原来的投资型经济、出口型经济转向消费型经济，已经逐渐成为共识。2009年从数字看上去消费似乎没有问题，但如果考虑到消费的性质，国内的消费其实并没真正启动。2009年消费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政策刺激效---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应，像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这类政策是不可持续的。二是政府消费比重越来越高，据悉现在已经接近30%，原来政府消费比重大概只占消费总量的20%~22%。“从2009年的情况看，保增长没问题，保就业保民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