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字狱对文书人员的迫害文字狱，顾名思义，就是因文字的缘故而引发的罪案。历史上，因文字获罪的案件屡见不鲜，它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专制政策的一部分，在每个朝代都程度不同的存在着。春秋时期鲁国大臣崔柕杀掉秉笔直书的太史兄弟，秦朝时焚书坑儒，西汉时武帝处太史令司马迁腐刑，北魏时期崔浩修史获罪。而明清时期的文字狱更是使文化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论及数量之多，株连之广，处罚之残酷，以明清时期为最。因而，我们将明清文字狱作为研究的对象。明清时期大兴文字狱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巩固统治，维护皇权。由于清初满清入关时时血腥屠城和汉民族长久以来的民族性，民间所谓前明朱三太子的复国势力以及白莲教等等组织的存在，当时的满汉民族矛盾十分严重。同时，伴随着中国千百年来封建制度的不断发展，在清朝时到达了顶峰。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导致了在各个方面对人民的控制不断加深。这种禁锢和控制在思想文化上的突出表现之一表现即为文字狱。统治者们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加强思想文化上的统治，束缚人们的思想。对于不利于他们统治的思想言行，则进行残酷地镇压和打击。对一切文字著述，但凡有只字片语对皇权的不敬或是有不敬的暗示，只要清朝统治者认为君权受到了挑战，影响到了自己的统治，便被视为“狂吠”、“异端”、“悖逆”，必兴起大狱，置之重典，往往一案株连数百人。如康熙初年时的《明史》案中，经过当时的辅政四大臣共同审理，主修《明史》的浙江富户庄廷鑨（案发时已死）被以大逆律剖棺戮尸，凡参与编修《明史》的系列人员，包括列名参阅者，无论真假，统统受到牵连，被杀者至少在70人以上，大多为当时名士。雍正三年底，党附年羹尧的文人汪景祺因在其《读书堂西征随笔》中讥讽康熙、雍正两位皇帝，被雍正以大不敬律立斩枭示，脑袋挂在宣武门外菜市口长达十年之久，南来北往之人莫不悚然。鲁迅曾说过“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其实，所谓禁书不仅无涉造反，而且也不含有批评朝政的性质，只不过因其内容不符合“圣学”，就落得这样的结果。例如，明太祖朱元璋因早年当过和尚，于是对“光”和“秃”“僧”这些词十分敏感，同时又因朱元璋参加过元末农民起义，所以十分讨厌“贼”“寇”等字眼。在当时有一位名叫徐一夔的杭州府学教授，因为在书中用“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来称赞朱元璋。可是，朱元璋却认为书中的“光”是指光头，“生”就是“僧”，意思说朱元璋是当过和尚的，“则”与贼近音，意在骂他是做过盗贼的人，因此就这样朱元璋下令把这位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给杀了。这样的案例在今日看来及其好笑，然而却实在的夺走了一条生命。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所作《万寿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被杀；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因作《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被杀等等.洪武三十年南北榜案中，考官因所进试卷中有“一气交而万物成”及“至尊者君，至卑者臣”，被认为讥讽朝廷，有凶恶字而获罪。在当时最多的是因为用了“则”字。因为朱元璋认为“则”字与“贼”字相谐音，认为文人志士是在嘲笑他当过贼寇的经历。这些案例称显然是文字狱的表现，这对当时的公文文书写作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其时的文书人员都因惧怕所写的文书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鸡蛋里挑骨头”（锱铢必较），从而遭杀身之罪，因此对当时的公文文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阻碍。到乾隆中期，形成了一个文字狱高潮。乾隆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查办禁书运动，搜查人们收藏的各种反清反满和进步思想的图书，所查禁书范围之广，年代之长，历史罕见。乾隆四十二年，江西新昌举人王锡侯注改《康熙字典》，因对乾隆帝的名字“弘历”二字没有分析颂扬，就被定为“大逆”之罪。巡抚海成奏请将王锡侯革去举人功名，乾隆认为从罚太轻，指责海成包庇罪犯，拟斩监候，布政、按察诸使都被革职。四十三年，东台县令告发本地举人徐述夔所作诗句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到清都”等句。乾隆帝认为其诗有“兴明朝，去清朝”之意，下令戮述夔及其子怀祖之尸，并将其孙解京正法，诗集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