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现实的重新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旨本质地与社会现实的重新开启相联系,甚至可以说,社会现实的重新开启本身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和枢轴。离开这个核心和枢轴,就根本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谈不上历史唯物主义。[1]在此,重新开启意味着去蔽,亦即把社会现实从各种意识形态的美丽外衣、粉饰和包裹中拯救出来,识其“庐山真面目”。如果说马克思是通过批判黑格尔哲学以及全部哲学完成这个任务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就必须沿着马克思开辟的道路继续这种批判,以便把社会现实从各种意识形态的幻觉中重新开启出来。当今,在对社会现实进行伪装或遮蔽的众多意识形态中,有两件美丽的外衣尤其值得警惕:一是主观思想;二是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因此,社会现实的重新开启,历史唯物主义本质的维护首先就依赖于对这两件美丽外衣的批判。舍弃此种批判,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揭示并切中社会现实。一我们先来看“主观思想”的观点。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主观思想在“反思哲学”中颇为流行。对其而言,反思(抽象的外部反思)就是忽此忽彼地活动着的推理能力,它不会停在某个特定的内容之上,但知道如何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2]正因为如此,所有主观思想都不可能真正触及并揭示社会现实。这一点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康德的道德哲学基于所谓绝对命令。而所谓绝对命令也无非来自反思的自由,来自于意志的自我决定。在黑格尔看来,康德哲学的形式主义和主观性在此暴露无遗,其中无法看到任何的内容、真理和现实。“正如理论理性同客观的感性材料相对立,同样,实践理性也和实践的感性、冲动、嗜好相对立。”[3]换句话说,实践理性已经完全脱离了实践的感性、冲动和嗜好,而成为了一种没有内容的形式和抽象。黑格尔对康德的道德哲学进行了尖锐甚至有点苛刻的批判,并从这种批判中发展出了自己的“客观精神”概念。在他看来,与其说道德是某种我们可以对它进行反思的内在自由的情境,毋宁说道德即在于按照某个国家的习惯生活。黑格尔关于道德的这个说明显然是“一种惹人恼火的简单公设”,但简单公设在此只不过是一种真理的粗糙表达,而真理就在于其间所包含的客观精神概念,“一种围绕着我们所有人,但谁对它都不具有一种反思自由的精神”[4]。正是通过这个概念以及由此展开的对主观思想的批判,黑格尔首次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正如黑格尔在批判主观思想的基础上首次开辟了一条通达社会现实的道路,马克思也在告别康德-费希特的“理想主义”的过程中恢复了同黑格尔哲学的本质联系,并把“社会现实的发现”这个黑格尔哲学的遗产继承下来。关于这种转向,马克思在1837年致父亲的信中写道:“我从理想主义———顺便提一下,我曾拿它同康德和费希特的理性主义做比较,并从中吸取营养———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观念。”[5]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从康德-费希特哲学向黑格尔哲学的转向既是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界标”,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新诗篇的序曲”。它不仅标志着马克思同主观思想的批判性脱离,而且意味着马克思开始把理解现实规定为哲学的本质性要求。在马克思看来,事物本身是“一种多方面展开的生动的东西”,“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中求得自己的统一。”[6]因此,哲学的任务就不在于用应有的东西来裁剪现有的东西,而在于理解现存的东西,把握它的实质或现实。正是基于这种考虑,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抽象个别的自我意识”做了一定的保留,并对哲学提出“实践的”要求:“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规律。”[7]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热切地实现着哲学的“实践”要求,并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在此过程中,马克思遇到了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因为物质利益及其斗争本质上是一种理性根本无法解释的前理性的区域。“利益是讲求实际的,世界上没有比消灭自己的敌人更实际的事情了……如果自私自利的立法者的最高本质是某种非人的、异己的物质,那么这种立法者怎么可能是人道的呢?”[8]既然如此,那么解释这个领域的任务本身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