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农民权利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内核——访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农民权利研究》作者张英洪农民问题的实质是权利问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要建设保障农民权利的公正社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为维护和发展农民权利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事实上，虽然近些年来农民权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例如社会保障权利、医疗保险权利等都覆盖了广大的农民，但在城市化进程中对农民财产权利的剥夺和侵犯已经成为目前农民权利面临的最大问题。因为这个问题造成的自焚事件、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没有对农民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公平正义，也不可能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更不可能有农民的尊严和幸福生活。保障农民权利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内核，就这个问题，中国经济时报专访了十多年来一直研究农民权利问题的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英洪。---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中国经济时报：我们知道，中央编译出版社最近集结出版了你多年来对农民权利问题的研究成果——《农民权利研究》，你为什么将研究视角定位在农民权利问题之上？张英洪：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农民权利研究》一共四本书，第一本是《给农民宪法关怀》，第二本是《农民权利论》，我把农民问题和国际人权公约结合起来，从国际人权公约的视角考察中国的农民问题，第三本是《农民、公民权与国家》，第四本是《认真对待农民权利》，是我运用以前的研究基础和框架做的农民权利政策研究。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在中国，农民是占总人口比例最多的群体，同时也是基本权利遭到侵害最大的群体。我出生在湘西农村一个极其普通的农民家庭，农民的底层生活和权利的受侵害使我感同身受。但仅仅有对底层民众苦难生活的同情和对社会不公的义愤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如果没有现代民主法治理念的提升，没有基本人权观念的确立，简单地对底层民众苦难生活的同情和对社会不公的义愤，极易导向仇富、仇官的民粹主义。---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我在农村生活和工作时，看到侵害农民权利的事很多。其原因既有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也有地方政府的土政策使然，更有一些权贵的胡作非为。在对农民命运的关切和对国家善治的沉思中，我找到了反哺农民、报效国家的最好武器——权利。赋权于民，建立尊重和保障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公正社会，不仅对农民有利，而且对整个社会有利。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既有利于百姓，也有利于官员；既有利于穷人，也有利于富人；既有利于在野者，也有利于当政者；既有利于右派，也有利于左派。可以说，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是现代国家合法性的基础，是人类文明的共同底线。中国经济时报：农民权利事实上一直是比较敏感的问题，尤其在研究领域，很少有人敢于涉足，你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张英洪：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学科分割所致。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我国的学科分割不亚于城乡分割。以前从事农村问题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学农业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专业的，他们基本上都没有农民权利的知识和背景；而研究权利的学科主要是法学和政治学，从事法学和政治学研究的人则长期沉浸在书本概念和理论的空---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谈中，对现实中的农民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怀。中国的高校没有设置农民权利这个专业，因而就没有培养出研究农民权利的专业学生。二是意识形态束缚所致。由于受苏联模式的长期影响，绝大多数人将权利、人权视作资产阶级的名词，不断将权利、人权等概念敏感化，使独立研究权利、人权等问题的人面临极大的风险。经验表明，60多年来，为农民说话的风险成本确实极高。我在十多年的农民权利研究中，也曾遭遇不少挫折和打击，一些人对我从事农民权利研究的误解更是常事。中国经济时报：你如何评价当前农民权利发展的现状？张英洪：近些年来，中国“三农”的公共政策发生了可喜的重大变化，免除农业税、建立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实行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