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借鉴与超越中构建中国大学教师发展制度体系兼谈对阿特巴赫“中心边缘”论、“依附理论”的认识三、借鉴与超越：中国大学教师发展制度体系构建的路径选择（一）对“中心—边缘”论的理性思考“中心—边缘”论的实质是边缘对中心的依附关系。美国学者阿特巴赫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教师发展制度建设中会自觉或不自觉的“从某种程度上重复进行在中心大学已开展过的研究”。这种理论是否成立，以美国为例，通过认知三种差异、认清两个关系可以使我们得到启示。1.认知三种差异从政治制度背景差异分析，中美两国分别为集权制与分权制国家。与制度角色定位不同，中国政府是大学教师发展的主要因素；与此相反，美国政府不介入大学内部事务，与大学之间的联系和接触主要是通过中介机构或组织进行。以克拉克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三种力量理论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政治制度对政府、学术、市场三种力量配置是不同的，美国实行的是分权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体制，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以市场力量为核心，政府干预的主旨在于弥补市场的不完善，矫正市场失灵；中国尚处于不完善市场经济发展时期，政府力量占主导地位，高校与政府间不是一种主体间关系的存在。在美国，与自由市场理念相适应的是市场权威，在中国，与国家体制相适应的是政治权威。从文化禀赋背景分析，中美两国文化背景不同。这决定了不同文化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存在差异性，他们以各自的文化传统为前提，产生于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之中，在各自文化范围内都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规范性。正如石中英在《教育学的文化性格》中阐释教育学的文化性时说的那样：“有的知识在文化的限制域内教育理论与它为之服务的教育实践之间的适切性问题，适应一种文化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教育学不一定能满足另一种文化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说，一种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制度不加分析地强加于另一种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制度之中是不可能也是不科学的。从高等教育结构差异分析，在“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上，美国高等教育结构历经了由只注重研究型大学到同时注重具有功利性的州立大学、初级大学与社区大学。在此期间，克拉克·克尔的多元巨型大学观中大学组织结构多元化、大学职能多元化、大学管理模式多元化的理念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大学职能上看，克尔的多元巨型大学观认为，“现在的大学是多元社会中的多元化大学，它并不固守一个它喜欢的职能，而是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建国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几经调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重新定位一批研究型大学、研究与教学并重大学、教学型大学与学院（包括职业技术学院），但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高等教育是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结构特征，中国高等教育是在不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结构特征，前者以市场为导向，而后者则以计划为主导。2.认清两个关系首先，认清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有这样一种理论，中国加入WTO是处于“中心”地位的国家对我国的新殖民统治，认为其规则制定之初是以少数国家（少数发达国家）的利益为核心的。其实，这种理论是不对的。应该说，高等教育是世界共有的教育形式，不管它最初起源于哪一国或哪一地区，高等教育基本构成都是相同的，比如大学教师都是各国高等教育发展主体这一事实，这是高等教育自身规定性所决定的，这是共性。但由于各国之间情况不同，高等教育目的、价值取向之间的差异，选择符合本国特点的高等教育教师发展制度是科学的、合理的，这是个性。对于大学教师发展制度来说，一定要注意处理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学习共性的东西绝不是依附，本国个性的东西也绝不能泯灭，这是处理共性与个性关系的原则。其次，认清外因与内因的关系。中国是后发外生型国家，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基本战略。对西方高等教育的借鉴、模仿、融合所导致的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及如何处理外部因素与传统资源的关系，构成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中两个互相联系而又具有不同内涵的重要主题。有人在此问题上认为中国传统资源与传统文化不足以支撑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个性特征，也不能左右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向，只能依赖国外的制度理念与制度模式，这种外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