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刘备道德问题的深层思考政治斗争中道德的艰难守护——刘备道德问题的深层思考重读《三国演义》，感到刘备的道德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三国人物中，曹操是个最不道德的典型，他是知道德而不道德；孙权亦无多少道德可言，做事情很少有“利”与“义”的权衡；而刘备不同。刘备谈不上有多大的才能，他创立蜀汉基业，是以“人和”为本，靠的是道德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当然，“皇权”这顶帽子帮了他的忙，但是当初刘姓皇亲不止他一个，比如刘表，就比他还名正言顺。而人们在小说中欣赏刘备的道德美、感受他仁厚谦恭、守义重情的同时，又发现刘备伪，觉得他有时虚情假意，甚至背信弃义。小说中对刘备的许多描写，的确使刘备的形象被打了一个大折扣。这是读者的误解，还是作者的有意安排，抑或是罗贯中在塑造刘备这个形象时，没有把握好分寸。《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是道德楷模，还是双重人格，或者根本就是个伪君子？本文试图尽可能抛开前人之见，包括金圣叹的品评，从历史和政治的视角，反思刘备的道德问题，进而阐明刘备道德实践的基本特征和在今天所具有的认识价值。一首先，我们就人们对刘备道德发生怀疑的一些问题，作一番剖析和评判。（一）关于刘备摔孩子刘备摔孩子，成了一个妇孺皆知的颇具滑稽色彩的故事，对刘备形象影响最大，甚至跳出了文人圈子，进入民间歇后语。小说中是这样描述的：（赵云将阿斗）双手递于玄德。玄德接过，掷之于地曰：“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大将！”赵云忙向地下抱起阿斗，泣拜曰：“云虽肝脑涂地，不能报也！”后人有诗曰：曹操军中飞虎出，赵云怀内小龙眠。无由抚慰忠臣意。故抱亲儿掷马前。在这里，作者只不过认为刘备摔孩子有抚慰赵云的用意，并没有点明刘备有其他动机，那么我们依据什么非要从中认定刘备摔孩子的真正用意是“刁买人心”呢？文学欣赏本身是模糊形象思维，完全可以容纳多元阐释，因此，即便是家喻户晓的观点也未必勿庸置疑。现在，让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思考一下，刘备摔孩子有没有可能是真心实意，所表现出来的会不会是真情实感？首先，我们对这一行为的考察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当爹爹的摔亲儿子，极不近人情，如果不是另有它求，断不会这样做，这是我们今天很容易得出的结论。不过，倘若我们考察一下近两千年前的道德观，则会发现，那时襁褓中一小儿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远没有今天这么重。自人猿相揖别以来，就存在父爱，但父爱的强度和表现形式古今却有很大差别。“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就是当时体力劳动为主体时代的伦理标准。因此，我们不能以今天普遍“慈化”了的父爱为尺度来衡量刘备摔孩子的行为。第二，对刘备这一行为的评判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特定场合。对于三国时代的情形，曹操的诗里写得很清楚，由于连年战争，军阀们疯狂地杀戮，中原人口从汉朝的五千万人，锐减到数百万人，千千万万的家庭断子绝孙，大片大片的村庄成了“万户萧蔬唱鬼歌”的白地废墟，无数百姓永远消失在后来的户籍上，人命不如草芥，一捆青草还能喂喂军马，一个儿童的性命又值几何？只要我们不把和平年代与战乱时期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混为一谈，对当时刘备所为就不难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这时的刘备集团正经历着一场浩劫。在长坂坡，刘备目睹背乡离井一路跟随着自己的几十万百姓横尸遍野，眼看忠肝义胆的文武将士血流成河，绝望和悲愤使他痛不欲生。这时得知为保住阿斗，糜夫人投井自尽，赵云险些丧生，刘备的悲愤之情达到了极点，无辜的阿斗自然而然地成了精神处于崩溃边缘的父亲宣泄情绪的对象。刘备的这种做法或许并不妥当，但当时被挫折感所左右的刘备是无暇顾及的。第三，摔孩子的行为符合刘备重统一大业，轻个人家庭的价值取向。刘备是极重感情的，但他的感情重心却不是妻子儿女，而是他的文臣武将。这是因为，他以统一国家、匡扶汉室为已任，而妻儿对其统一大业的完成无关紧要，有时甚至是拖累，而能为自己出谋划策、冲锋陷阵的文臣武将却直接关系到统一大业的成败。从客观上讲，过于沉重的使命迫使刘备全身心地投入了政治角逐和军事较量而无暇顾及家小。这些原因的存在，使他与身边的文武将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