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媒体在和谣言的博弈中如何胜出？分类：范以锦阅读数：467评论数：0推荐数：1范以锦陈晨河南“钴60事件”中，当地居民“集体出逃”。经过干部拦劝、贴发告示、电视播放、短信劝阻等传统宣传手段和权威媒体传播、新媒体传播的立体组合式宣传才使得出走民众回归，如此大规模高成本的宣传才将不该发生的闹剧平息。群众虚惊一场，既对谣言的始作俑者感到愤怒，也对地方政府长时间的“失声”感到不满。“钴60事件”让媒体人扼腕叹息的同时也抛出了一个命题——权威媒体在谣言前能做什么？“钴60事件”的深刻教训：一旦权威媒体失去公信力，谣言“绑架”公众的强烈破坏作用很快就显现出来2009年7月12日，开封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放射源完全处于安全状态”，谣言不仅未能平息，反而引起了7月17日的全城出逃事件。为什么？原因在于此前的“封锁消息”，使人们已经对这种“权威”信息产生了怀疑。在放射源卡在了井口之初没有及时起动预警机制，通过权威传播以消解人们的疑惑；在谣言刚出现时权威媒体依然不作为，直至大规模流传才紧张应对。错过了最好时机，权威媒体已不再权威了，人们跟着谣言跑。其留的下恶果显而易见，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权威媒体的公信力遭到了极大损害，一旦权威媒体代表的话语权遭到公众责疑，这对以正确引导舆论为使命的权威媒体来说是致命的打击。无论杞县有关方面是否承认自己在“钴60事件”中存在延迟发布信息的工作失误，在杞县地方政府的严控下，权威媒体（包括电视、广播和报纸）在6月7日放射源卡位故障发生时到7月12日开封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期间缺席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整整一个月里权威媒体销声匿迹，为谣言的大行其道留出大片空间。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不公开，新媒体公开；境内不公开，境外公开；权威信息不公开，谣言满天飞——这是石首等地的突发事件留给人们的深刻教训。在突发事件中地方政府要是“封锁消息”，或者在遮掩不住之后才“延迟发布”的话，这些计划经济时代的陈旧新闻理念将让地方政府处于极为被动的位置：既不利于突发事件的处理，让事件有了蔓延的危险，地方政府也备受外界“捂盖子”的指责而吞咽费力不讨好的苦果。“钴60事件”中的杞县步石首的后尘，又一次吞下了这一苦果。从这点考察杞县地方政府在“钴60”事件中的表现是令人质疑的，它带来的教训是：依靠删帖、不予通报的传统封锁消息的方式对抗谣言是掩耳盗铃的行为，这不仅无法平息谣言反而使民众更添疑虑，给谣言推波助澜。而当谣言蔓延之际再来救火，其付出的成本将要远远高于在在谣言出现之时辟谣的成本，回避的时间越长，付出的代价就越大！无论是在谣言出现之前、出现之初乃至扩散之后，权威媒体只有摆出一副直面谣言的战斗姿态，才有在与谣言的博弈中胜出的可能。然而谣言并没有随着开封市政府在7月12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辟谣平息，反而愈演愈烈，为之后的全城“集体出逃”埋下伏笔。辟谣反而造成了谣言的井喷，原因在于权威媒体赖以生存的公信力因权威信息滞后已经遭到了公众质疑。由此可见，权威媒体不在第一时间公布信息已经失职，这是主动让出话语权的表现，为谣言的出现留下空间；待谣言兴起后，权威媒体避而不出，舆论空间完全被谣言霸占，此时权威媒体已经在道义上失信于民，公众找不到权威媒体“失声”的理由，只能被谣言绑架。权威媒体在和谣言的博弈中节节败退，最后被谣言逼得招架不住才还击，这对权威媒体无疑是重大的打击，因为媒体存在的基石是公众的无条件信任。公众相信权威媒体的新闻是因为他们天然的相信记者已经进行了核实，虽然他们没有没有看到记者核实的过程。当这种天然性被质疑的时候，权威媒体和谣言的界限已经不复存在。谣言的存在是一个常态，权威媒体占领舆论的制高点要有非常态的手段7月18日河南警方抓走了“放射源泄漏”谣言的5名传播者，其中一名张姓造谣者被开封县公安局以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刑事拘留，其余4名因为传播虚假信息被公安机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治安处罚。5名传谣的网民应否被拘，这是个法律层面的问题，这里姑且不论。但地方政府回避谣言得以发酵的真正原因，如果不为自身的行政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