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后现代性·超现代性[法]吉尔·利波维茨基著丁兆国译法国当代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吉尔·利波维茨基(GillesLipovetsky)是超现代理论的创始人。他认为,现代性远没有像某些后现代理论家们宣称的那样已然终结;相反,它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臻巅峰期。这个新的社会阶段被利波维茨基称为超现代社会。在他看来,超现代不过是现代性在历经后现代这一短暂间歇期后进入的又一更高级阶段,它本身是充满矛盾的,既在很多方面体现了人本主义的宗旨,却并非为所有人带来幸福的济世良药。下文节选自利波维茨基的《超现代时代》(HypermodernTimes,2007)第二章的前两节,主要讨论了超现代社会的时代特征、它与现代和后现代社会的区别和联系,以及超现代理论的研究目的等。20世纪70年代末前后,后现代性观念在思想界现身,其目的在于描述发达社会的一种新文化状态。最初,后现代性作为对国际风格的反拨出现在建筑话语中；随后不久,人们一方面以它表示理性绝对根基的动摇和宏大历史意识形态的破产,另一方面以它表示我们社会个体化和多元化的强大动因。如果撇开种种对后现代的不同阐释,人们往往认为,我们当前所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多元的社会,一个相对自由和对未来无甚期望的社会。人们热衷的历史进步愿景被更为狭隘的视域所取代,那是一种由不稳定性和短暂性支配的时间性。此前对未来的英雄建构已经溃败,而以活在当下为中心的消费主义规范随后取得胜利。后现代时期与这些密不可分,它显示了一种空前的社会时间性的到来,其标志便是此时此地(here-and-now)的首要性。“后现代”这一新术语的价值在于：它从社会和文化上显示了进程的变化以及发达民主社会运作方式的深层重组。在卸下最初的宏大现代性未来乌托邦的重担后,富足社会的舞台正发生着惊天动地的变化,而我们需要发现这些变化并为之命名：消费和大众传媒的陡增,专制和惩戒规范的式微,个人主义的高涨,对享乐主义和心理主义的重视,对革命未来的失望,对政治激情和战斗姿态的疏远。但同时,“后现代”这个词语不无歧义和粗陋,更不必说缺乏精确性了。无疑,后现代是一种正在形成的新现代性,而不是什么对现代性的超越。因此,人们迟迟不肯赋予其前缀“后”以合法性。可以进一步说：20年前,“后现代”概念像一缕新鲜的空气,表示一种新事物和方向的大变化,但现在它似乎有些过时了。后现代周期是以社会领域的“冷”减压为标志而展开的；如今,我们觉得时代又变得严酷起来,大有乌云压城之势。我们曾经历过一段社会束缚和宰制都很宽松的时期,但现在它们又卷土重来,只不过是以新的形态出现。现在,甚嚣尘上的是基因技术、自由主义全球化和人权,而“后现代”这一称谓已让人觉得陈腐不堪;它已无力表述眼下的新生世界。后现代之“后”仍然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一个被假定已死的过去；它暗示某种事物已然消逝,却又不能确定随后而来的将会是什么,好像那是在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框架解体后如何维护刚获取的自由的问题。它因此而大获成功,但现在那个时代已结束了。超资本主义、超阶级、超权力、超恐怖主义、超个人主义、超市场、超文本,还有什么东西不是“超”的吗?现在还有什么东西不显示已臻极致的现代性吗?随着终结气氛而来的是一种勇往直前的意识,一种无羁的现代化,它由快速商业化、经济不干预以及让人觉得充满威胁与希望的科技发展构成。它来势迅猛：随着超现代化世界的到来,米涅瓦的猫头鹰在宣告后现代的诞生。现代性并没有退去；相反,我们看到现代性已臻极致,其具体形式表现为全球化的自由主义、生活方式的准普遍商业化(quasigeneralcommercialization)、工具理性的极度利用以及泛滥的个人主义。在此之前,现代性的运作受到一整套制衡、另类模式和价值观的束缚和限制。比如,传统精神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延续,男女性别分工结构仍然存在不平等,教会仍然紧紧地控制人们的道德意识,革命政党在许诺一种没有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另类社会,民族理想赋予最大的个人牺牲以合法性,国家管理经济生活的各种活动,如此等等。但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改变了。正在形成的社会是这样的：与民主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现代性相对抗的力量无足轻重,宏大的另类愿景已经消解,现代化不再遭遇强大的组织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