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往事追忆《沙家浜》两个编剧的往事◎段燕勤右起：洪雪飞、汪曾祺、杨毓珉、军代表、万一英、陆松龄、迟金生现代京剧《沙家浜》可谓闻名遐迩，妇孺皆知。《沙家浜》的唱段更是脍炙人口，广为传唱，至今不衰。然而，当年将《芦荡火种》改编为《沙家浜》的剧作者汪曾祺、杨毓珉等人之间的故事却鲜为人知。我第一次得知汪曾祺的大名，始于“北京文学”发表他的小说“受戒”，那年我正在那里工作。据我所知，汪曾祺“受戒”的发表与杨毓珉有关。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杨毓珉在一次会上谈起他们北京京剧院编剧汪曾祺写了一篇名曰“受戒”的小说，只是在下面传看，没有人敢发表。也有另一种说法是，当时杨毓珉在会上的发言带有批评性的口吻：京剧院的编剧汪曾祺不务正业，不搞剧本，偏偏写小说······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主持《北京文学》工作的李清泉说：既然如此，你不妨拿来我看看。”小说“受戒”写的是：一个小和尚与一位水乡村姑的恋爱故事。1979年正是文革刚刚结束不久，开始拨乱反正。这篇小说在当时与历年倡导的文学主张似不一致，如刊出至少是不合时宜的，况且人们对“文革”还心有余悸。然而，独具慧眼又胆识过人的李清泉竟然签发了，许多人都为刚平反不久的他捏了一把汗。没承想，受戒”一炮而红，蜚声文坛。紧接着汪曾祺又有小说《大淖记事》《十一郎》在《北京文学》相继推出，同样好评如潮。《受戒》在次年评选活动中获《北京文学》一等奖及国家最高奖项。其实，汪曾祺的成功也绝非偶然，早年他是素有美文家之称的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颇有沈的风范，后来沈汪谢世后，有人说至今文坛还无一人能取而代之，在老舍先生任市文联主席时，汪曾祺的才学也同样被老舍所37““往事追忆看重。有一次，老舍先生在检查思想生活会上说：我在市文联只怕两人，一个是端木蕻良，另一个就是汪曾祺。他们书读得比我多，学问比我大，今天听了他们的发言，我就放心了······”所以，老舍先生见了他们二位总是客客气气，当然，这是老舍先生的谦和之言，也是对端木和汪曾祺的极高评价。汪曾祺五十年代到北京文联工作也与杨毓珉有关。我曾为此询问过市文联德高望重的老领导王松声同志，他回忆说：我和汪曾祺、杨毓珉都是西南联大的同学，同校不同级。解放初期我负责北京文委工作。一天，杨毓珉在大街上巧遇同窗汪曾祺，于是把他领到我的办公室介绍给我，并说汪曾祺也愿意来文联工作。我说，那好啊！本来我是一句客套话，没想到，杨毓珉却当真了，他把汪曾祺领到人事科说松声同志已同意汪曾祺来文联工作了，那时的人事制度不健全，原本也没当回事的汪曾祺，就这么简单地成了文联中的一员。从此便在《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当编辑，其实两个部门是一个编辑部。”后来，《说说唱唱》办得很红火，中国曲协也要办刊，汪曾祺被转到了中国文联的曲协,而后又调到中国文联的民间文艺研究会。尽管他才华出众，但是国统区来的文化人往往受到解放区来的某些文化人的的歧视。汪曾祺年轻气傲，曾和他们叫板，扬言说：他们不知道我马王爷三只眼。1957年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坝上草原的河北沽源县马铃薯研究站劳动改造。在那里汪曾祺除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劳动之余，还施展着另一种不为人知的天才：画土豆———描绘各式各样的马铃薯和植物标本，他从开始对于圆头圆脑的马铃薯无从下笔，后来竟然达到一种“想画不像都不行”的熟练程度。这也为日后他的文人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光阴荏苒，弹指一挥间，1960年初秋，由于汪曾祺劳动改造表现较好，摘掉了右派帽子，下放单位党组织建议分配到政治力量坚强的部门做适当工作，中国民研会没有接收之意，汪曾祺很无奈的等待了一年之久，第二年终于调回了北京，并在北京京剧团做专职编剧，参加了改编《芦荡火种》的工作，从编剧到担任《沙家浜》主笔,汪杨再续前缘。因为最知汪曾祺实力的莫过同窗的杨毓珉，他极力想把汪曾祺调回北京，所以也就极力向上推荐，可是当时外地调到北京工作必须通过市人事局以至最高领导批准。说来也巧,市人事局的孙局长也是个京剧迷，常38““、““5往事追忆来看戏，还写过两个剧本，搬上了舞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