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怎样看待理性的“危机”与“乌托邦”的“终结”1993年03月02日15:53：《哲学动态》作者：童世驻某某东西的“终结”(theendof…)就象某某东西“之后”(post一)一样,可以说是当代西方思想界的最热门话题之一从50年代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一直到70、80年代的“哲学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启蒙的终结”、“个人的终结”,甚至“人的终结”、“西方文明的终结、越靠近20世纪的尾声,上一世纪下半期出现过的所谓“世纪末”(fin一de一siecle)心态就越是明显。所有这些“终结”(ends),就象无数的“之后”,其核心就是一些所谓“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所表达出来的所谓“乌托邦的终结”—19世纪思想家所提出的人类解放的理想似乎已经失效,以合理化作为核心的西方现化化过程的潜力似乎已经枯竭。所谓“乌托邦的终结”,说到底,是对于理性的信心的丧失。严格地说,西方社会的这种“信念危机”并不是新现象。上一世纪末的狄尔泰、本世纪上半叶的胡塞尔,都曾号召克服这种危机。但本世纪下半叶出现在西方、尤其是欧洲的这种危机,不是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经历相联系的,而是同所谓“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经历“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经历,以及同全球性的生态间题相联系的。从哲学上说,“危机意识”不再处于哲学主流之外,而本身成了当代哲学的基本出发点;而且,对相当数量的西方哲学家来说,原来与危机意识相伴随的懊丧、优虑,也代之以“深思熟虑”之后的释然、怡然……。这些哲学家主要属于三个流派:主要同自然科学相联系的“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主要同人文科学相联系的哲学解释学,以及与文艺理论溶为一体的所谓“后结构主义”。它们从不同角度得出相同的结论:统一的理性残缺不全了,宏大的话语支离破碎了,曾经吸引多少代人的所谓“乌托邦”观念,则都暗然失色,或千疮百孔了。面对由上述三个流派构成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尤根·哈贝马斯力图用新的手段来捍卫理性意义,捍卫“乌托邦”。但他的努力本身,也折射出西方社会中理性与“乌托邦”这两大观念的不佳时运。哈贝马斯反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基本策略是肯定它们的出现反映了当代哲学的一个根本转折,同时又指出这个转折并不意味着理性(以及同理性相联系的“乌托邦”)的根本破坏,而只意味着理性与“乌托邦”应该在新的基础上加以捍卫。在哈贝马斯看来,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哲学解释学和后结构主义,都属于当代哲学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向,也就是人们经常谈论的从“笛卡儿主义”向“后笛卡儿主义的转向的结果。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认为,合理性的标准在于某个科学家共同体所运用的特定语言解释学认为理解的出发点是某个文化传统所负载的特定语言;后结构主义认为统一的话语是对多样的话语的强制性统一,而实际上存在的只是各种局域化的语言游戏。所有这些哲学都抛弃了笛卡儿主义时代的哲学对于内在于单独个人的意识状态的关注,而以各种形式把语言当作哲学的主题。对于这种转向,哈贝马斯予以充分的肯定。但是,他反对从这个转向中得出非理性主义的结论。这个转化意味着合理性不能仅仅同单个的主体相联系;相反,应该从进行语言交往的不同主体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论证合理性。哈贝马斯更乐意把当代西方哲学中的这个“语言学的转向”称作是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范式转换。在合理性的间题上,这个范式转换表现为从“工具—目的合理性范式“向“交往合理性范式”的转换。“工具—目的合理性”的概念是韦伯提出来的,这种合理性表现在选择最有效的手段以实现预定的目标。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合理性的核心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这种合理性主要体现于技术领域;在现代社会中,它也体现于经济和行政系统中。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这种“工具—目的合理系统”沿自己的内部逻辑发展,扩张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人成为这些系统的迫令之下的被动物,使人的价值体系支离破碎,从而丧失了自由,丧失了意义。当代社会的那些反对异化、反对物化的要求,就是由此而产生的。由法国后结构主义所代表的当代非理性主义潮流,其历史背景也在这里,它们所反映的“合理性的危机”,其实是“工具—目的合理性”的危机。然而,“工具—目的合理性”只是同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