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命理玄机王溢嘉著，新星出版社，2012/6当人们在思考“为什么”的时候，基于思维的某些特性，总是倾向于以“命定论”为前提——也就是认为“世间无偶然，凡事必有因”，大至宇宙的形成、国家的兴亡，小至个人的贵贱穷达、祸福成败、花木的荣枯等，都有一些先行因素在冥冥中决定了它们的演变。如何指名、分析并进而操控这些因素，构成了人类知识的主要内涵。所谓“遗传基因密码”，指的是中国古典命定论里的一些基本观念，譬如天命观、知命观、天人合一观、天人感应观、阴阳五行的生克消长与用来从事判读的象数之学等。通过中国古典命定论和西方古典命定论及当代科学决定论之异同的比较里，读者不难看出，中国古典命定论其实是人类普同的思维模式和中国文化“交感”下的产物，它们所要诉说的是“心理因果律”与“文化的真理”，而非“自然因果律”与“科学的真理”，而心理与文化才是笔者最大的关注，同时也是更有趣的议题。从翰林院的禁忌到立法院的风水，我们看到了蛰伏于中国人心中某些历久弥新的奇特心象。所谓命，是指并非自己能决定，但却能决定自己生死祸福贵贱穷达的各种因素。斯宾诺莎说：“自由是对必然性的体认。”我们可以说，道家在体认人的生死、祸福等“必然”会受到某些因素的摆布后，它选择“安时处顺”，以获得个人心灵的“自由”。而儒家在体认同样的“必然性”后，则选择“尽其心”，以维护个人人格的“自由”。至于阴阳五行家则是在做了同样的体认后，选择“窥探”它、运用它，以期获得追求个人福祉的“自由”。所谓“君子不以在我者为命，而以不在我者为命”。古人认为这个命是由“天”来决定的。所谓“天”有两个含义：一是人格化的“天”，它指的是“神的意旨”；一是非人格的“天”，它指的是“自然奥律”。在广泛的定义里，凡是超乎个人的决定因素，不管是出于“神的意旨”或来自“自然奥律”，都属于“命”的范畴。天命不易与天命靡常：《尚书》里所说的“天命不易”——命之所以为“命”，正表示它是“半点没由人”的，不会因为人力的介入而有任何的改变。就坏的一面来讲，这种必然性虽然予人一种受摆布的感觉，但就好的一面来说，因为命的“不易”，所以它也是“可信赖的”；《诗经》里所说的“天命靡常”——神的意旨或自然奥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变化莫测。就坏的一面来说，这种变化莫测给人一种不可信赖，无所依循的感觉，但就好的一面来说，因为命的“靡常”，而腾出了不少转圈的空间。这两种观点看似矛盾，但却同时存在。此一矛盾存在，在更罙的意义上，正代表了中国人对命的“双情态度”。因为有---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天命不易”的观念，使人兴致勃勃地想要“窥天命”，而如果窥探到的玄机无法兑现，则可自我解嘲地将它们归诸于“天命靡常”。反之，因为有“天命靡常”的观念，使人觉得应该要多“尽人事”，而在徒劳无功、受到挫折后，又可自我安慰地将它们归诸于“天命不易”。具道家色彩的“安命观”：道家承认命的存在，但就像老子所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冥冥中决定万事万物的天地大力，是无亲而又无情的，一个人对它的良策是“无为”、“虚静”、“弃智”这些反求诸巳的心灵修为。所谓“无欲则刚”，在残酷的命运面前，人若无所营求，不为所动，即能获得心灵的自由。但他不赞成人们去窥探命，因为他说：“先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想要预见事情的发展，所得到的只是华而不实的表象，但却是愚蠢的开始。庄子也主张“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德之胜”。终极而言，死亡是生命中最必然、也是最难以超脱的“命”，你再如何费心营求，如何神机妙算，终归是难逃一死。惟有“安然处之”，才能得到解脱。具儒家色彩的“立命观”：所谓“尽其在我”，是“做应该做的事”。孔子曾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又说“五十而知天命”，但这个“知命”并不是去“知晓神的意旨或自然奥律”。《朱子集注》曾引程子的话说：“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因此孔子的“知命”只是“相信命的存在”而巳。在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命运之前，儒家强调“修身”、“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