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及适度规模摘要：基于微观农场的调查数据，运用三阶段DEA和超效率DEA模型，对松江区粮食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及其适度规模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管理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对农场经营效率均有显著影响，对其进行剥离性分析是合理的。其中，农场主文化程度、粮食种植补贴能够显著提高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农场到镇中心距离与生产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农场主年龄、农田块数、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率等变量的影响则是多元的。18组家庭农场中，最优土地投入规模为8.13～8.40公顷。为了从整体上进一步提高松江区粮食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可以加快培育职业农场经营者，调整粮食种植补贴结构，构建高效农业技术信息传播体系，加强农场主劳动的协同性，增强经营者进入、退出机制的灵活性以及加大对有机肥、液体肥、低毒农药等的研发及推广力度，实现人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关键词：家庭农场；经营效率；适度规模；三阶段DEA模型；超效率DEA模型；松江模式：F325.14文献标识码：A：1009-9107（2016）05-0107-12引言作为对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补充和修正，家庭农场这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否在我国农业资源日趋短缺、耕地资源细碎化严重、经营者老年化明显、文化程度较低等条件的约束下提振国内粮食生产能力，进而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应有的贡献，而这一切则有赖于其较高的经营效率。因此，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如何？其又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以及多大的规模才算适度，从而实现较高的经营效率？上述问题的深入思考无疑对推动我国家庭农场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和实践意义。目前，国内外学者已从不同视角对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展开了研究。国外学者对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的研究往往与其规模联结在一起，主流农业规模经济学派认为，由于大农场天然具有科技、信息、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其生产经营效率往往较小农场更高。但舒尔茨[1]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通过立足于对大型拖拉机等生产要素假不可分性假设的分析，认为大农场经营效率不一定就比小农场高。实证研究上，Sen[2]、Heltberg[3]、Cornia[4]分别以印度、巴基斯坦和15个发展中国家的农场为例，通过研究发现，农场规模与土地产出率呈现反向关系，农场规模越大，其土地产出率越低，即“IR假说”。Deolalikar[5]、Helfand[6]亦通过对印度和巴西家庭农场规模与其生产效率关系的研究认为，“IR假说”仅仅存在于传统农业中，对于以农业科技为标志的现代农业，由于现代农业科技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农场的经营效率，使得农场规模与土地产出率呈现正向关系。另外，Seckler[7]通过对美国家庭农场研究认为，农场规模与经营绩效没有显著的关系，与之相比，管理、资源质量和农场制度对其绩效的影响更为重要。国内研究方面，由于我国家庭农场正式提出的时间较短，对家庭农场经营效率进行实证测度的成果较少，目前仅有曹文杰[8]、时悦[9]等运用DEA-Tobit模型对山东省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理论上，学者们主要是通过对农场经营特征的剖析以及与其他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对比分析，从而间接对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进行了阐述。孔祥智、高强[10]在对全国家庭农场五大模式进行概括的基础上，认为以家庭农场为主要形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是我国商品农产品生产、农业现代化、食品安全监管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服务的主体。伍开群[11]运用企业所有权理论分析认为，家庭农场可以利用合作社和信用社降低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销售和信贷市场的交易成本，其所具有的劳动激励与约束机制能够降低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林雪梅[12]认为，与其他农业经营主体相比，家庭农场具有适应农业生产特征、获得规模效益、不存在委托代理问题、交易契约化、监督成本低等组织优势。当然，要想实现上述诸多优势，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主要指土地规模）还须适度。倪国华、蔡?P[13]从实现劳动禀赋和土地禀赋最大化利用视角出发，测得在现有农业生产力水平下，我国家庭综合农场最优土地经营规模区间为8.73～9公顷。朱启臻等[14]认为，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的下限为家庭成员的生计需要，上...